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海平面上升以及高潮位和风暴潮引起的极值水位导致的海岸洪水对沿海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造成巨大影响,已是国内外关注的重点。论文梳理了广义和狭义海岸洪水的定义和要素,重点阐述了狭义海岸洪水的组成部分,从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和承灾体以及风险评估方法与模型3个方面,系统总结了相关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的主要进展,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透视了未来拟加强的研究方向。建议加强沿海地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风险的研究,包括全球气候变化下多致灾因子耦合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研究,沿海关键地区和关键暴露(关键基础设施)的风险评估研究,全球气候变化风险适应与减缓性措施的成本效益评价研究,提高沿海地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风险的韧性研究,以及建立多学科间的基础数据共享机制,采用交叉学科手段以便更综合、系统、动态研究海岸带问题,保障沿海地区开展全球气候变化下风险评估的需要。
生存空间是拉采尔创立现代政治地理学之初提出的核心概念,与国家有机体一起构成人类有机体空间政治的分析框架。20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国家有机体的概念,同时吸收了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思想,将生存空间改造成为服务法西斯空间扩张的理论工具。二战结束后,地缘政治学被唾弃为恶学,而生存空间也被抨击为恶学之钥。80年代后期,新政治地理学从批判视角审视生存空间与法西斯的关系,生存空间的理论价值重新得到重视。论文通过梳理生存空间从提出、兴盛、没落到复苏的发展历程,旨在揭示这一概念在理解政治地理学研究模式、认识人地关系、探索空间治理、制定区域决策等方面的重要价值,为中国未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国外休闲制约协商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是休闲制约研究的前沿领域。论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1985—2018年共计136篇文献为样本数据,借助CiteSpace Ⅲ信息可视化软件的计量分析方法对英文文献进行全面回顾及展望。结果发现：国外休闲制约协商研究大致可分为萌芽(1993—1999年)、探索(2000—2010年)和快速发展(2011年至今) 3个阶段,早期以概念性、描述性研究为主,自21世纪起,以实证研究为主,且研究内容已从简单的描述性分类发展到多变量的检验性模型构建与验证;关注休闲制约协商研究的学者和机构主要来自北美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研究方法以数理统计、模型构建与验证居多,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涉及的研究对象广泛,已从大众休闲者扩展到特殊疾病患者、残障人士、穆斯林妇女等社会特殊群体,且主要关注体育健身休闲、户外游憩和深度休闲等多种休闲活动类型。目前,非西方文化背景下休闲制约协商的跨文化研究是西方休闲研究的热点话题。国外休闲制约协商的研究成果及综合研究思路对中国休闲制约协商研究及实践探讨具有借鉴价值。
作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地方认同反映了主体对地方的情感依恋,不仅对居民满意度和游客忠诚度产生影响,还能影响主体的环境行为,进而影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论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地方认同的内涵、维度、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进行了综合分析。主要结论包括：① 地方认同内涵理解和维度划分,因学者学科背景及研究目的不同呈现差异化。地方认同及其相关概念存在5种逻辑关系。基于新的认识论基础上的内涵解析,将有助于促进地方认同概念内涵认识及理解的趋同化发展。地方认同及其相关概念关系的进一步梳理,有助于维度分类、方法及适用标准的规范化。② 地方认同影响因素包括个人、地方自然环境及社会文化。基于人文地理学视角的人地关系研究,是地方认同形成机制的主要范式。多理论视角的分析,是未来地方认同影响因素及机制探究研究的重要方向。③ 国内地方认同研究开始时间较晚。虽然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地方认同研究的核心内容上存在一致性,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其中国内只有少量学者关注到空间尺度与地方景观对地方认同的影响,气候、时间方面与地方认同的关系研究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大都市区化是全球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研究大都市区域城市扩张进程对理解其未来增长趋势、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都市区土地扩张及区域间的对比分析,以及都市区发育过程中城市扩张的一般化空间模式还未被深入理解。论文选取东京、纽约和上海3个大都市区,获取1990—2015年间3期Landsat影像数据,使用梯度和格网分析法,采用城市土地密度函数和城市扩张指数,从建设用地数量变化及其时空分布、城市形态变化等方面,多角度对比分析各城市不同阶段建设用地增长的时空差异。结果表明：① 大都市区边界仍在不断扩展,建设用地在研究期内持续增长;20多年间东京、纽约和上海的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增长了63%、53%和233%;上海一直处于高强度扩张状态,而纽约的城市扩张在后期几近停滞。② 大都市区建设用地密度从中心向外呈圈层递减式分布,城市核心区和边缘区半径的增长最明显;城市形态均趋向于紧凑。③ 新增建设用地时空异质性明显。东京的远郊新城不断建设,纽约一些尚有发展潜力的区域次中心仍在扩张但速率逐渐放缓,上海的核心区外围增长剧烈并逐渐向远城区推进。④ 大都市区域扩张先后经历高速期—缓慢期—停滞期,扩张进程表现为核心区膨胀—次中心及新城建设—逐步形成稳定的多中心结构。
在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城市研究与规划越来越关注城市生活空间的构建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社区满意度研究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在郊区快速发展和社区生活圈构建的背景下,论文基于对上海市郊区居民活动日志调查的一手数据,在Campbell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从客观和主观相结合的视角出发,聚焦社区客观建成环境、社区主观感知特征和社区满意度三者之间的影响机理,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社区感知情况对社区满意度有直接性和决定性的影响,居民对社区的健康、便利、安全和美观情况的感知对社区满意度都存在显著的正影响;社区的密度、可达性、设施等客观建成环境通过影响社区感知特征而间接地影响社区满意度;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对社区感知特征和社区满意度的影响甚微,影响郊区居民社区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是社区特征。
揭示耕地与林地转换对地表温度的影响对于认识人类活动的气候与环境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卫星遥感数据的统计分析是揭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地表温度影响的重要手段。但是,在景观破碎度较高地区,混合像元问题成为使用这一技术手段的主要限制性因素,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尤为典型。为突破这一限制,论文基于Google Earth高清影像,在1 km尺度上辨识了200对耕地与林地纯像元,进而利用MODIS陆地数据产品,对比分析了耕地与林地的地表温度(LST)、叶面积指数(LAI)、地表反照率(Albedo)之差。结果表明：耕地的LST高于林地,白天和夜间温度分别约偏高2.75 ℃和1.15 ℃,并且温差因季节而异,白昼温差呈双峰(分别是5月和10月,温差约3.18 ℃和3.33 ℃),夜间温差为单峰(7月,约2.46 ℃)。同时,温差因地而异,总体表现为西高东低,陕甘交界处的白昼温差最大,年平均约为3.83 ℃;安徽中南部温差最小,约为1.1 ℃。耕地与林地的LST之差主要由蒸散发的差异所致。林地的LAI较大,蒸散发较强,地表向大气的潜热通量较大,用于直接加热地表的感热相对偏少,因而LST相对偏低。上述结果表明近年来长江流域及毗邻地区的耕地转为林地通过增加蒸发产生了一定的致冷效应。
利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1979—2016年64个气象台站的逐日风速资料、ERSST海温数据以及ERA-Interim再分析资料,探讨了前期冬季海温与北方农牧交错带春季风速年际变化的关系。研究表明,北方农牧交错带春季的风速存在强烈的逐年波动,年际方差占总方差的比例为36%。影响农牧交错带春季风速年际变化的前期冬季海温在北大西洋20°N~65°N区域呈现“负、正、负”的异常分布,在北太平洋10°N~55°N、130°W~180°区域呈现“负、正”的异常分布。冬季的海温异常与研究区春季风速年际变化联系的桥梁是北半球大尺度大气环流的异常。当北大西洋海温从高纬至低纬呈现“负、正、负”的异常分布时,从北大西洋至东亚位势高度呈明显的“正、负、正、负”的波列特征;当北太平洋海温从高纬至低纬呈现“负、正”的异常分布时,从北太平洋至东亚位势高度呈“负、正、负、正、负、正”的三波型分布。二者均能影响东亚地区春季大气环流的变化,导致东亚地区上空产生一个异常的气旋性环流,该气旋性环流在对流层中层与低层均存在,是造成研究区风速变化的直接原因。冬季海温与研究区春季风速的显著相关,说明冬季海温对农牧交错带春季风速的年际变化具有超前指示意义。利用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海温异常中心区的冬季海温作为预报因子,建立春季风速预报模型,可以解释风速年际变化的32%,回报交叉验证结果表明,海温与风速的时间滞后关系是显著和稳健的。
多变的气候和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青藏高原植被对气候变化响应敏感,因此分析高原植被与气候因子之间的动态关系对气候变化研究和生态系统管理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1982—2012年青藏高原气象数据(气温、降水)以及GIMMS NDVI3g遥感数据,在像素级别上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在月尺度和季节尺度上分析了高原植被NDVI(主要是草原)与平均气温、降水量之间的响应情况及因果关系。研究表明：① 月尺度上NDVI与平均气温之间、NDVI与降水量之间的时序平稳性比例高于季节尺度,月尺度下达到平稳性的植被区域分别占99.13%和98.68%,季节尺度下分别占64.01%和71.97%;② 月尺度下高原平均气温和降水量对NDVI影响的滞后期都集中在第12~13个月,荒漠草原、典型草原和草甸3种植被类型的滞后期一致,季节尺度下平均气温和降水量对NDVI影响的滞后期主要分布在第3~4和第6个季度,3种植被类型的滞后期差异性较大;③ 月尺度下,青藏高原约98.95%的植被覆被区的平均气温是引起NDVI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大部分地区(约89.05%,除高原东南区域)内NDVI也是引起平均气温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季节尺度下,青藏高原中部以外植被区域(约92.03%)内的平均气温是引起NDVI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在东部和西部部分地区(约50.55%)中NDVI也是引起平均气温变化的格兰杰原因;④ 月尺度下,高原东北和西北地区(约72.05%)内的降水量是引起NDVI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大部分地区(约94.86%,除东南部少量区域)中NDVI是引起降水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季节尺度下,高原东南部(约61.43%)地区内的降水量是引起NDVI变化的格兰杰原因,高原中东部地区(约48.98%)中NDVI是引起降水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总之,高原植被NDVI与气温、降水的相互作用显著,彼此均可构成格兰杰因果效应,但总体上气候因子的影响程度大于植被的反馈作用,月尺度的效应区域大于季节尺度的效应区域。
出口增长是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新出口企业进入是出口增长的微观体现。新贸易理论认为集聚外部性带来的知识溢出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关键因素。出口地、目的国维度的知识溢出均有利于企业获取必要的出口知识,降低进入出口市场的难度。演化经济地理理论强调认知邻近是出口溢出发挥作用的前提,出口地、目的国维度的出口经验、产品关联是出口溢出的主要内容。论文利用2002—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出口地、目的国溢出对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作用。结果发现：① 出口溢出可以显著提升新出口企业进入概率,私营企业更倾向于进入出口溢出更强的出口地、目的国市场;② 出口溢出对跟随型企业,特别是本土跟随型企业进入的促进作用更强,国有集体企业更强调整体出口经验溢出,私营企业更强调产品知识溢出;③ 出口地溢出有利于新出口企业拓展到新目的国,目的国溢出有利于新出口企业拓展到新产品。论文完善了出口企业空间动态研究,拓展了出口溢出对出口决策作用的空间维度,也有助于深化对中国贸易空间的理解。
技术转移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创新资源高效配置的重要手段。专利转让是中国技术转移交易市场的主要部分,其背后的机制还没有得到充分解释。论文利用已有的遗传距离测算方法和广受认可的汉族人口基因数据,尝试从基因差异的角度探索跨地区专利转让的机制。通过挖掘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平台的专利转让数据,并结合其他经济地理数据,对遗传距离是否会影响省际间专利转让进行计量考察。借鉴“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理论,从技术市场竞争角度建构了研究模型。通过2001—2005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回归检验,结果发现,遗传距离越远,反而更容易发生跨地区专利转让。在平均水平上,2个地区间基因差异每扩大1个标准差,专利转让数就会提高9.8%。结果经过了若干稳健性检验,并对其中的空间差异性作了分析。研究揭示了基因多样性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并启示现实政策应该放宽迁徙和落户限制,鼓励跨地区的交流与融合。
从人地系统脆弱性视角切入,遵循“演变轨迹刻画—阶段情景描绘—演化路径与机理剖析”的逻辑轴线,结合“ground-truthing”质性研究方法,探索了1980年以来以陕西省佳县为代表的黄土高原半干旱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历程与路径。主要结论如下：① 定量测度了1980—2016年佳县乡村人居环境综合系统及子系统脆弱度值。其中,自然系统脆弱性由干旱主导转向雨涝灾害主导;21世纪以来,居住系统脆弱性全面减轻,支撑系统脆弱性反弹加剧;近10 a,社会系统脆弱性逐渐减轻,人类系统已走向重度脆弱等级,综合脆弱性停滞于中度脆弱等级。② 提出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情景转化阈值规则,界定了顽固脆弱、不受控制的脆弱、可控的脆弱、稳定健康、易变的系统等5类脆弱性情景。案例区脆弱性演变经历4个阶段,但徘徊于顽固脆弱的系统与不受控制的脆弱性系统情景之间。③ 建构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阶段性演化动力机制,梳理了5大子系统脆弱性阶段性演化路径,提炼了涉及气候变化、城市化扰动、市场变化、政策干预及农户行为适应等5大驱动因素的20件关键影响事件。
红水河是珠江流域的主要泥沙来源,为了确定1955—2016年红水河流域输沙量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论文尝试采用有序聚类分析确定了流域输沙量变化的3个时期,并利用泥沙归因诊断分析计算了含沙量、径流系数和降雨因子在不同时期对输沙量变化的贡献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影响输沙量变化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955—2016年间红水河流域输沙量存在1963和1991年2个突变点,在突变点前后输沙量存在明显变化,且这一变化主要受含沙量因子控制,人类活动是造成流域输沙量变化的根本原因。其中在1955—1991年间,红水河输沙量的上升主要由毁林开荒引起的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增加所导致;而在1964—2016年间,水库修建使红水河流域输沙量减少了83.49%,而同时期植被覆盖度的增长贡献了输沙量减少的12.03%。将WaTEM/SEDEM模型模拟结果与实测结果进行对比,同样发现1964—2016年输沙量变化的绝大部分(81.03%)由修建水库所贡献,而土地利用变化对输沙量减少的贡献相对较小(18.97%)。
中国大陆地理学界对人文主义地理学与现象学之关系的介绍不甚充分,引介的文章数量十分有限,且多集中介绍段义孚先生的作品和观点。文章通过评介另一位著名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大卫·西蒙的《生活世界地理学——动、静和相遇》,旨在促进人们更为深入地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此书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代表著作之一,出版之际正值西方人文主义地理学盛行。全书共分为5大部分,其中第二、三、四部分集中了作者的学术观点,分别对应该书副标题中的“动”“静”和“相遇”。现象学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内容比较艰涩。因此文章结合该书提到的例子和经验中的例子,凝练出该书的重要观点,并使其形象化。文章评介该书的基本观点是：第一,该书通过抽象的现象学的概念和方法实现了对大量日常环境经验的描述;第二,该书内容对规划设计以及环境教育相关人士具有启发性和指导意义;第三,该书并没有实现人文主义地理学与“科学的”现代地理学的直观对比,因此尚未显性化现象学研究方法的优长;第四,以现象学态度反观本评介,本评介当然也带有两位作者的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