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县域是中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县城是实施新型城镇化、引领乡村发展的重要载体，而县城以外的广大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地域。由此，县域内的城乡可持续发展密切关系到国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个战略大局。本文首先梳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背景和现实需求，阐释开展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专题研究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然后从理论内涵、时空演变、驱动机制、案例解析等方面介绍本专辑论文的主要内容，最后从提炼特色理论、聚焦现实问题、强化情景模拟等方面提出进一步深化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研究的建议。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解决“城市病”和“乡村病”的重要途径，县域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深入开展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县域内城乡融合的理论内涵和政策演化进行剖析，然后梳理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研究进展。当前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已较为丰富，而县域视角下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方面，学界多以城乡地域系统和城乡耦合协调系统为视角构建指标和定量分析，但是受概念、数据和方法等的制约，县域尺度的指标体系尚不完善。驱动分析方面，学界就县域城乡系统视角及县域内城乡融合视角提出驱动机制，但缺少区域差异性研究以及驱动因子实证性检验。在实践经验总结方面，梳理并提炼了典型国家的基本经验，但国内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理论总结和模式凝练还较薄弱。城乡融合的实现路径分析中，对县城、县域经济、乡村发展及县域要素促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进行了持续关注，但缺少实证性路径检验以及不同类型县域的城乡融合路径凝练。未来仍需加强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理论、系统演化、典型案例及时空格局研究，着力建立和完善面向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协同监测体系，以更好地为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提供科学参考。
县域是推进城乡融合的基本单元，如何优化县域发展模式并提升其发展能力，是促进城乡融合、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本文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协同论出发，构建了基于外源驱动、城镇发展、乡村发展、城乡交互4个子系统的县域协同发展能力分析框架，并以河南省为例，通过对子系统发展能力的识别与测度，探讨县域协同发展水平及其特征。研究发现：河南省县域子系统发展能力呈“核心-外围”空间分异格局，县域子系统协同度与发展能力不匹配。河南省县域协同发展能力整体水平不高且县域差异显著，子系统贡献度变化具有阶段性特征，子系统发展能力结构不合理，县域协同发展效应尚不明显。河南省县域协同发展能力空间分异是政府主导、市场驱动、创新引领和城镇促进四个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发挥县域外源驱动、城乡交互子系统作用，促进外源要素落地乡村地域及由城到乡要素流动，可以激发县域子系统的自组织功能，推动县域协同发展及城乡融合。
城镇化改变了城乡要素流动格局，重塑了乡村人地关系和乡村发展要素格局，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活动载体——聚落的时空演进。基于此逻辑主线，本文梳理乡村聚落分布与功能研究的相关文献，归纳城镇化与城乡融合过程中中国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分布及功能的时空变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展望未来乡村聚落演进研究的重点。结果表明：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力进步与非农经济发展，推动乡村聚落空间扩张和功能多元化；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外流，导致乡村聚落外扩内空；农村土地整治和村镇规划引导，促进乡村聚落空间收缩和内部重组；但是后疫情时代和城镇化后期乡村聚落空间转型面临宏观经济波动、外生动力不可持续、内生能力不足等挑战。新阶段乡村聚落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乡村聚落演进动力体系的复杂嬗变、乡村聚落演进时空轨迹变异和空间分化、乡村聚落活力的评估与跟踪监测研究。
县城建成区的时空演变特征是县城发展状态的重要指示器，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决策具有参考价值。本研究基于不透水面数据构建中国县城建成区的识别方法，提出县城建设集中度指数，并由此揭示了2010—2020年中国县城建成区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结果：① 本研究建立的技术方法可有效识别中国县城建成区边界，制备的30 m×30 m数据集精度高于已有的典型数据集。② 2020年，中国超过64%的县城建成区面积在10 km2以下，面积超过20 km2的县城主要集中在黄淮海平原、长三角、海峡西岸以及湘、赣、川的省会都市圈。2010—2020年县城建成区扩张较快的县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省份，且呈现出在西南地区空间集聚的特征。③ 2010—2020年近60%县域的县城建设集中度增加，县城建设集中度较高的县域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总体上，地形起伏度越大，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县城建设集中程度也越高，且随着时间变化集中趋势不断增强。研究认为，应当加强对县城建设用地的动态监测，提高建成区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做大做强县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
秦巴山区是全国相对贫困的集中区域，乡村发展基础弱，乡村振兴面临挑战大。本文以位于秦巴山区腹地的陕西山阳县为例，从交易效率角度，运用新兴古典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探究山阳县乡村发展水平、类型和空间格局，利用随机森林回归与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乡村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与交互作用，揭示了乡村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动力机制，提出了不同发展水平地域类型的乡村振兴对策。研究表明：① 山阳县乡村整体发展能力较弱，83.5%的乡村处于自给自足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可分为轻度、中度、重度自给自足型与富足型4类，空间集聚性较强，地域分异特征显著，自给自足度高值主要集中在4大热点区和3小热点区，自给自足度低值主要集中在1大冷点区和3小冷点区。② 坡度、农业科技采用、高程、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乡村能人带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农业专业化程度、耕地破碎度等是影响山阳县乡村发展水平地域分异的8个主导因素，乡村发展水平多受双因素共同作用，农业科技采用、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乡村能人带动、农业专业化生产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等对乡村交易效率与发展水平提升的驱动作用显著，可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的制约。③ 商品化率的提高可显著提升乡村发展水平，但并非商品化率越高，乡村发展水平就越高，还与商品交易规模、价格、成本以及乡村发展阶段有关，山区乡村发展水平的提升有赖于商品化率与交易效率的同步提高。④ 山阳县应结合影响乡村发展的主导因素与驱动机理，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通过优化作土关系、高效配置土地资源、加强农业科技采用、建设农业产业集群以及建构市场网络、发挥品牌效应等新内生式发展路径，提升乡村交易效率，提高农业产业发展水平，促进人-地-业系统耦合协同发展。
村域尺度上的人口分布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农业普查数据和七普数据，综合运用空间探索分析和GWR、MGWR模型等对平原农区柘城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村域人口的规模分布以中小等级村庄为主，但位序-规模模型的拟合指数变化表明人口分布具有向县城、乡镇等高等级聚落集中的态势；城-镇-村层级结构大致呈“金字塔型”，且城区和镇区常住人口数趋于增加。② 区域内人口分布格局呈动态变化，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值较高的区域呈局部集中态势，即县城常住人口数量相对较多。③ 人口分布是村庄发展基础、区位条件、服务设施、产业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研究初期人口规模、村庄耕地面积的影响较大，其次为县城可达性，但其影响程度均趋于减弱，小学学校数量和商超数量的影响呈增强态势，村庄特色产业则逐渐向负向影响转变。④ 影响因素的尺度效应使其对不同空间单元的作用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在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可根据以上趋势，通过城区、镇区的优化布局和产业发展、服务设施的灵活差异化布局等举措以促进人口分布格局的进一步优化。
在双碳目标的驱动下，县域间精准的碳排治理与精确的碳权分配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阐释县域间碳要素联系的内在动因与机理，突破行政壁垒对县域进行尺度重组，形成县域协同治碳联盟。进而，以Shapley值法构建两阶段碳排放权分配模型，以最大化减碳潜力为目标完成县域尺度2018—2030年的碳权配置。结果表明：县域间的碳要素空间关联具有高线性联系、向心式合作、多极化辐射等协同特征，促使在纵向结构中形成尺度上移的权责主体、在横向结构中构成十二个县域协同治碳联盟。在合作博弈框架下，县域碳配额的空间分异格局表现为带状化的连续形态、多中心的隶属结构和圈层式的递推肌理。研究为建立县域可持续治碳策略提供参考与支持。
探究不同时期专业村的共性特征和影响因素，对于掌握专业村演化规律、分类指导专业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河南省2008年、2017年两个时间节点的专业村调研数据，采用ArcGIS空间分析法、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探讨了农业、工业、服务业三种产业类型专业村的消失、持续、新生状态及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① 农业专业村数量最多、空间分布密度最大、集聚点最多，且消失、生成速度均较快，但持续发展能力差；② 工业专业村数量居中，空间分布密度低，但集聚特征明显，易于消失且形成速度最慢；③ 服务业专业村数量最少，空间分布密度低且分散，但持续发展能力最强；④ 较高的经济效益、产业化水平以及村内优秀的干部、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对专业村的形成与持续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专业村未来建设与发展，需要谨慎发展工业专业村、引导发展农业专业村、支持发展服务业专业村。
乡村转型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究浙江省52个县域2011—2020年共同富裕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和空间差异特征，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究乡村发展要素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① 共同富裕整体上呈现集聚态势，发展水平由浙江东北部地区向西南部地区逐渐降低，且各县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有所减小，在短期内缩小山区26县与非山区26县之间的差距是解决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区域空间不平衡的关键。② 乡村发展要素转型不仅对本县域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其他县域也会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强化了乡村发展要素转型的作用效果。③ 乡村发展要素转型对共同富裕不同维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对共富“发展性”和共富“共享性”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是对共富“可持续性”的影响却并不显著。
大城市居民作为最主要的乡村多功能消费者，是影响乡村多功能转型和价值显化的关键主体之一。该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典型大城市宁波的调查问卷数据，利用KAP模型提出3个研究假设，从城市居民的知识（K）、态度（A）和行为（P）三方面探讨大城市居民对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响应机理。结果显示：① 宁波居民对11个乡村功能的认知态度全部显著，其中，对乡村提供休闲放松功能、乡村农耕文化体验功能和养老功能最为认可，均值分别是5.99，5.88和5.79；② 大城市居民对乡村多功能转型具有“知识获取（K）-认知态度（A）-行为意图（P）”的传导和响应路径，即居民获取的关于乡村的知识、居民对乡村多功能的认知态度显著影响他们的乡村消费行为意图；③ 宁波居民对乡村多功能的认知态度（A）主要受由媒体和人际传播产生的外源性知识影响；除农产品供应功能、工业发展功能和文创功能以外，居民对其他8个乡村功能的态度（A）与他们前往乡村居住、旅游、工作和养老的行为（P）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研究结论：促进大城市乡村多功能转型的政策，应当重视城市居民对乡村消费的多样化需求在信息传播、差异化发展和乡村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方面更好的承接城市居民的“乡愁”。
论文以地处陇中黄土丘陵区的秦安县为研究对象，基于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运用GIS手段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分析了陇中县域乡村集市的发展演变过程、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近百年来秦安县乡村集市经历了“相对活跃”“曲折发展”“蓬勃发展”和“逐渐衰落”4个发展阶段，传统乡村集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功能呈现明显弱化趋势；② 秦安县乡村集市的辐射半径约5~8 km，随着县域交通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集市辐射范围逐渐扩大，空间结构不断优化；③ 乡村人口数量、农村公路里程、各类机动车数量与集市贸易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邮政业务对集市贸易的影响在中、高分位点出现了明显的分化；④ 乡村集市的发展演变受到自然条件和诸多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多种因素共同驱动乡村集市发展演变。
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居民点规模、布局、结构、功能等均发生了剧烈变化。城镇化不仅会直接影响本地区农村居民点利用，而且会对相邻地区农村居民点利用产生间接影响。然而，目前相关研究仅简单的把城镇化作为农村居民点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之一，鲜有研究系统分析城镇化对农村居民点利用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在剖析城镇化对农村居民点利用影响理论机制的基础上，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4个方面选取了11个评价指标，综合评价了山东省城镇化水平，以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作为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表征指标，定量刻画城镇化和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时空特征，进而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城镇化对农村居民点利用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2009—2018年，山东省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但区域差异明显，整体呈现出“双核驱动，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② 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整体呈增加趋势，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③ 城镇化加剧了农村居民点的粗放利用，但城镇化各子系统对农村居民点利用的作用路径不同。人口城镇化对本地农村居民点利用的影响最大，经济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影响最小并且不显著；经济城镇化对相邻地区农村居民点利用的影响最大，社会城镇化影响次之，空间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从总效应来看，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农村居民点利用的影响较大，空间城镇化的影响较小。加强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联动，重视城镇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强化区域协同发展，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协同振兴。
黄土丘陵沟壑区沟道农业是现代人地关系耦合发展的一种地域新类型，深入研究其生产特征及优化途径对于促进区域农业提质增效、推进乡村振兴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延安宝塔区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建立模糊量化有序加权平均的结构优化模型，模拟分析黄土高原沟道农业生产结构转型特征，研究提出沟道农业优化调控地域模式。研究表明：① 设置了维持现状型、经济优先型、可持续导向型和一季改两季型等四种沟道农业生产情景，不同地域类型及其不同发展导向决定着农地利用的多宜性和经营方式的多样性。② 不同类型区沟道农业发展演进成因及其机制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情景下沟道农业结构演变的特征与优化模式各异，农业规划、政策与技术因素对沟域尺度的沟道农业生产发展分异影响显著。③ 沟道农业的组织机制和技术创新，亟需着力解决三重关系、推进四种转变、实现四个优化，促进农业生产由广种薄收转向集约高效，农村经济由单一农业转向三产融合，进而实现沟道边坡植被改善、坝地种植结构优化、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和乡城一体互动发展。
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重推进的背景下，红色旅游作为传统村落转型发展的一种重要旅游类型，推动着乡村空间进行重组与再生产。本文以北京市门头沟区马栏村为例，在构建乡村重构与空间生产的逻辑关系基础上，对马栏村的空间生产与重构历程进行剖析，并探究马栏村空间生产的特征。得出以下结论：① 根据马栏村红色旅游发展阶段，将其重构划分成“起步”“发展”与“深化”3个阶段，目前尚处于“重构深化”阶段，仍有很大发展空间；② 红色旅游的开发使得村庄的空间生产特征逐渐凸显，制度空间日趋合理有序，村民的日常生活空间逐渐融入当地旅游发展中，物质空间日趋多功能化，村落整体朝着良性发展道路进行转型；③ 空间生产与乡村重构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一致性，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重构对应空间生产中物质空间的变化，乡村社会文化空间重构对应社会空间，而制度空间则是整个空间生产系统正常运作的基础。对空间生产与空间重构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丰富乡村重构研究，为传统村落重构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探究其重构乡村空间的内在机制有利于完善乡村振兴的科学体系。本文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从“物质-关系-文化”三维视角剖析了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并结合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互动作用逻辑分析其重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后圩村物质空间重构以土地利用集中化和空间功能复合化为主要特征；关系空间重构呈现出空间主体多元化，关系网络复杂化，组织形式集中化，权属关系明晰化等特征；文化空间重构表现出空间内涵多样化和乡风文明规范化等特征。② 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相互作用构成了驱动后圩村空间重构的核心动力，促进乡村“物质-关系-文化”空间的协同演进，共同推动乡村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多元力量作用程度和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乡村旅游起步发展阶段社会力量主导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快速发展阶段多元力量合作博弈推动空间价值提升，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阶段多元力量协同共治落实空间有序重构。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内在机制可为优化乡村振兴政策提供参考。
伴随着消费文化的蔓延以及城市空间的拓展，乡村空间功能形态、组织关系和运行逻辑的都市消费化转型趋势日益显著。本文在厘清乡村空间都市消费化转型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搭建了中国乡村空间都市消费化转型的分析框架及其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逻辑，并以典型乡村为例剖析其空间转型过程及振兴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 乡村空间都市消费化转型是在全球化、城镇化和消费化背景下，乡村空间从侧重物质生产功能转向侧重非物质生产和消费功能的过程，表现为城市元素注入与消费倾向加深，包括物质空间的消费化与商品化、空间主体的多元化与现代化、外部资本运作与文化介入、空间组织的制度化与市场化。② 中国乡村空间的都市消费化转型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逻辑体现在物质空间再造与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外部群体介入与乡村发展主体强化、城市资本运作与乡村社会结构优化、空间组织转变与乡村治理现代化4个方面。③ 典型案例乡村的实证表明，乡村空间都市消费化转型伴随着乡村产业转型和业态多元、发展主体强化、社会活力增强和治理效果提升。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组织关系和制度体系等方面的变革与重塑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城市资本和主体是推动乡村空间转型的关键。对乡村空间都市消费化转型理论与实证的结合分析，旨在丰富和深化乡村空间转型理论，为乡村转型发展与振兴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旅游驱动的乡村商品化创造了理想化的乡村景观以供游客消费，但在诸多案例中也经常看到因过度开发而对乡村原有的美学景观造成破坏。“创造性破坏”模型在解释与旅游相关的乡村商品化上形成了一种“霸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乡村空间发展的其它可能认知。本文在全面引介“创造性破坏”与“创造性提升”理论的基础上，以黄山市西溪南村为本土案例，经过6次田野考察，证伪与证实了相关命题，并提出修正。研究发现，无论是基于乡村商品化的阶段与现状，还是从乡村商品化中的功能、使用者与表征来看，西溪南村的空间商品化并没有演化为常见的“创造性破坏”，而是“创造性提升”，突出表现为多种景观类型的并存。进一步，总结了“创造性提升”的原因并对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反思。研究有助于扩充对乡村转型发展的理解视野，也对“创造性提升”的理论基础做出了有益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