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报 2016 , 71 (10): 1741-1751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610007

Orginal Article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格局演化研究——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分析

杜德斌¹^,²^,, 段德忠¹^,², 杨文龙¹^,², 马亚华³

1.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2. 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3.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 200235

Spatial evolution pattern of Chinese economic power based on the sensitivity and vulnerability of states interdependence

DU Debin¹^,²^,, DUAN Dezhong¹^,², YANG Wenlong¹^,², MA Yahua³

1.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Strategic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62, 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5, China

收稿日期: 2015-12-24

修回日期: 2016-05-23

网络出版日期: 2016-11-2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71108)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杜德斌(1963-),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0210M), 长期从事世界地理和科技创新问题研究。E-mail: dbdu@re.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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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逻辑发生了变化,不对称相互依存替代军事实力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来源,在此背景下和平崛起的中国正在以经济实力改写世界政治版图。本文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理论,利用双边贸易数据分析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以此构建中国经济权力评价模型,研究中国崛起过程中经济权力的空间演变格局。主要结论为：① 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分布明显呈现由过度集中于东亚、西欧和北美的三极格局向更加均衡格局转变,但全球对华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依然集中在低纬度的亚非拉地区;② 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贸易高敏感区呈现出由亚太向非洲、拉美地区推进的趋势,而高脆弱区域则呈现出由点状散布向连片生长转变的趋势;③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已由周边扩展至全球,并向发达世界渗透,而同时期美国经济权力空间却呈现收缩趋势。

关键词： 敏感性 ; 脆弱性 ; 经济权力 ; 空间格局 ; 中国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China's rise is the outward expansion of its power space. In times of peace, the interdependence based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become the core and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t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power among countries has not changed. 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 has been an alternative to military power,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power.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is the main way to achieve China's peaceful rise. Extend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global market has become the main form of China's rise, which result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political landscape and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economic pow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economic power through analyzing the sensitivity and vulnerability of the world's countries to China's global trade by adopting the trade data between China and the other countries of world in 2002 and 2013, so as to study the spatial expansion pattern of economic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ise. From 2002 to 2013, China's global trade patterns had developed from the tripartite confrontation pattern dominated by East Asia,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o multi-polar pattern. However, the dependence spatial pattern of world trade and economy to China global trade has presented the other scene, showing a good spatial and temporal inertia that is highly concentrated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near the equator.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reas sensitive to China's global trade showed an advancing trend from Asia-Pacific to Africa, Latin America, bu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reas vulnerable to China's global trade had evolved from point spread to contiguous growth. China's economic power space has expanded from peripheral to the world, and to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ame period, showing a significant contraction trend.

Keywords： sensitivity ; vulnerability ; economic power ; spatial pattern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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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德斌, 段德忠, 杨文龙, 马亚华.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格局演化研究——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分析[J]. , 2016, 71(10): 1741-1751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610007

DU Debin, DUAN Dezhong, YANG Wenlong, MA Yahua. Spatial evolution pattern of Chinese economic power based on the sensitivity and vulnerability of states interdependence[J]. 地理学报, 2016, 71(10): 1741-1751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610007

1 引言

中国和平崛起是地理大发现以来,继西方世界兴起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伟大事件,它不仅在内部改变了中国人自己的命运,还将在外部改变全球战略资源分配格局、重组国际政治的权力基础,从而影响着未来人类的基本走向^[1]。当前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达到特定高度或进入关键节点,多项经济指标位居世界最前列。继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跃居世界第一后,2015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继续保持第一大国的地位^①;2014年按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核算的中国GDP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②,按市场汇率核算的GDP继续超10万亿美元;2015年反映金融实力的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大约为美国的1.74倍^③,反映工业实力的制造业规模也已经达到美国的1.47倍左右^④。历史地看,大国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具有战略含义,其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实现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权力半径的延伸,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其权力空间和利益边疆不断向外扩展的过程^[2-4]。

权力（power）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受韦伯（Max Weber）权力“强制意志说”的影响,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把权力定义为人们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和控制的能力^[5]。权力的存在需要四个条件：在权力的影响者和被影响者之间存在价值和利益冲突;在权力关系中,一方最终会对另一方的要求屈服;在权力显示的过程中,权力一方服从另一方意愿的成本要小于违背其意愿的成本;双方实力差别越大,发生冲突的概率就越高^[3]。由此可见,权力反映了国家行为体之间政治经济等方面相互作用的不对称性,它只能形成于双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6]。随着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由于全球相互依存、经济技术合作正在占据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国际关系趋于缓和,军事威胁降至次要地位,武力不再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有效手段^[7]。尽管国际相互依存确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国家行为体并没有放弃权力政治所追逐的目标,国际相互依存关系中依然带有严重的权力政治性质,改变的只是实现权力的途径与模式^[8]。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在国家权力影响力中的强弱转换,表现为军事实力薄弱的国家因对原料拥有垄断和控制权,在国际贸易中开始拥有谈判权^[6,9]。国家通过强化对贸易伙伴国的吸引力,进而将经济手段渗透至国家互动关系中^[10],并以此控制和影响对方在其他领域的决策。因此,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经济权力（economic power）,即国家运用经济实力（economic strength）强迫他国改变自身意志的能力（capability）,日益成为国家对外施加战略影响的核心依据^[6]。

经济权力根植于行为体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在非对称性的相互依存关系中,依存程度低的一方拥有权力。综合以往研究发现,国家间经济权力主要取决于国家经济总量和市场的相对规模,通过国家间贸易和投资以塑造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来实现^[10-11]。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对专业化和交换收益的解释,即依存是一种能带来利益的交换关系的后果^[12]。随着新技术革命势头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国际制度以非国家角色的积极姿态登上国际舞台,国家间相互依存理论也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思辨中得到不断升华和重构^[13-15]。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首次提出了经济相互依存理论^[16]。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库珀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间复合相互依存的概念,把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分为均等依存、绝对依存和非对称依存3种类型,并认为国家经济权力正是存在于这种非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之中,依存度较低的一方在某一问题上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7]。权力与相互依存的结合及复合相互依存概念的提出,反映出国际体系的新格局,折射了当代国际社会国家经济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日益增强这一全局性变革的新特点。国内学术界对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17-19],近年来基于相互依存理论的国家间权力关系研究文献大量涌现,如中日关系^[20-21]、中美关系^[22-23]、中韩关系^[24-25]、中国—东盟关系^[26-27]等。不难发现,以往的研究多从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层面纠葛于双边或多边经济和权力关系的非对称性阐释,而从全球尺度研究大国崛起中的经济权力空间扩展格局还尚未涉及。

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均把空间维度抽象掉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空间的意义。大师们懂得空间的含义,却无法处理空间问题,就像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以来的经济学家无法把空间纳入均衡分析范式一样。现实主义奠基人摩根索已经意识到“权力”概念不能缺少空间含义,但却无法把空间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其理论框架。本文借用国家间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对“经济权力”的界定,通过赋予权力概念以空间内涵,构建中国经济权力评价模型,考察2002年至2013年中国崛起过程中与世界各国间经济权力大小的转变及其空间格局的变化。同时,鉴于后发大国与守成大国战略层面博弈的“零和性（zero-sum game）”,本文在探讨中国经济权力空间变化的同时,对美国经济权力的空间变化态势也进行了研究,并对两国经济权力的空间变化态势进行比较,试图更加全面刻画中国崛起中大国经济权力空间的此长彼消过程。

2 研究方法

2.1 非对称相互依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

根据相互依存理论,非对称性相互依存会产生两种类型的依存关系：敏感性相互依存和脆弱性相互依存。所谓敏感性,是指某种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即一国政策变化导致另一国家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有多快,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所谓脆弱性,是指弱势行为体因外部事件强加的代价而受损失的程度,即本国为应对外部变化而做出自身调整所付出的成本。敏感性和脆弱性大小代表一国在双边关系中处于相对地位,更敏感更脆弱的一方因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而处于劣势地位。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主要是通过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因此可以用国家间贸易或投资上敏感性和脆弱性的不对称性来衡量一国的经济权力。本文采用2002年和2013年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和GDP数据,来测度世界各国与中国之间相互依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并根据这两个指标的大小及变动情况来刻画中国经济权力的空间扩展格局,比较分析中美之间的经济权力空间格局的长消趋势。

$\begin{matrix} S_{A \to B} = (\frac{T_{A - B}^{t_{0}}}{T_{_{A}}^{t_{0}}} - \frac{T_{A - B}^{t_{0}}}{T_{_{B}}^{t_{0}}}) \end{matrix}$ （1）

式中： $\begin{matrix} T_{A - B}^{t_{0}} \end{matrix}$ 是t₀时刻A、B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 $\begin{matrix} T_{_{A}}^{t_{0}} \end{matrix}$ 和 $\begin{matrix} T_{_{B}}^{t_{0}} \end{matrix}$ 分别是t₀时刻A国的贸易总额和B国的贸易总额; $\begin{matrix} S_{A \to B} \end{matrix}$ 为A国对B国的敏感性,如 $\begin{matrix} S_{A \to B} \end{matrix}$ > 0,说明A国对B国敏感,如 $\begin{matrix} S_{A \to B} \end{matrix}$ < 0,说明A国对B国不敏感,如 $\begin{matrix} S_{A \to B} \end{matrix}$ = 0,说明A国与B国对称性敏感。

$\begin{matrix} V_{A \to B} = (\frac{T_{A - B}^{t_{0}}}{G_{_{A}}^{t_{0}}} - \frac{T_{A - B}^{t_{0}}}{G_{_{B}}^{t_{0}}}) \end{matrix}$ （2）

式中： $\begin{matrix} G_{_{A}}^{t_{0}} \end{matrix}$ 和 $\begin{matrix} G_{_{B}}^{t_{0}} \end{matrix}$ 分别是t₀时刻A国和B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begin{matrix} V_{A \to B} \end{matrix}$ 为t₀时刻A国对B国的脆弱性,如 $\begin{matrix} V_{A \to B} \end{matrix}$ > 0,说明A国对B国脆弱,如 $\begin{matrix} V_{A \to B} \end{matrix}$ < 0,说明A国对B国不脆弱,如 $\begin{matrix} V_{A \to B} \end{matrix}$ = 0,说明A国与B国对称性脆弱。

基于以上敏感性和脆弱性模型对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进行类型上的识别（表1）。

表1 基于贸易敏感与经济脆弱的国家依存关系类型划分(A国对B国)

Tab. 1 Types classification of states' dependent connections based on trade sensitivity and economic vulnerability

指标	<–0.05	[–0.05, –0.01)	[–0.01, 0.01]	（0.01, 0.05]	>0.05
贸易敏感性	负向高度敏感区	负向低度敏感区	对称相互敏感区	正向低度敏感区	正向高度敏感区
经济脆弱性	负向高度脆弱区	负向低度脆弱区	对称相互脆弱区	正向低度脆弱区	正向高度脆弱区

2.2 经济权力评价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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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敏感性和脆弱性模型,同时鉴于国家间依存关系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在国家经济权力中所发挥的作用不一,构建中国经济权力评价模型如下：

$\begin{matrix} E P_{CH \to world} = S_{world \to CH} \times W_{s} + V_{world \to CH} \times W_{v} \end{matrix}$ （3）

式中：W_s、W_v分别是敏感性指标和脆弱性指标的权重（由于“经济权力评价模型”为本文首次构建的一个评价国家经济权力相对大小的计量模型,基于敏感性和脆弱性测度方法及涵义,本文采取德尔菲法,即专家打分法来对这两个指标进行赋权,分别为0.4和0.6。）; $\begin{matrix} E P_{CH \to world} \end{matrix}$ 为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权力大小; $\begin{matrix} S_{world \to CH} \end{matrix}$ 、 $\begin{matrix} V_{world \to CH} \end{matrix}$ 分别是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基于经济权力大小,将经济权力类型划分为4种类型： $\begin{matrix} E P_{CH \to world} \end{matrix}$ > 0.1为权力高能区; $\begin{matrix} E P_{CH \to world} \end{matrix}$ > 0.05且 $\begin{matrix} E P_{CH \to world} \end{matrix}$ ≤ 0.1为权力中能区; $\begin{matrix} E P_{CH \to world} \end{matrix}$ > 0且 $\begin{matrix} E P_{CH \to world} \end{matrix}$ ≤ 0.05为权力低能区; $\begin{matrix} E P_{CH \to world} \end{matrix}$ ≤ 0为无权力区。

3 中国全球贸易的时空演化格局

3.1 中国全球贸易格局由三足鼎立向多极多元演变

2002年中国对外贸易格局明显呈现由以日本和韩国为首的东亚地区（占23.52%）、以德国和英国为首的欧洲地区（占12.93%）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地区（占16.93%）构成的“三足鼎立”格局（图1a）。由于这3个地区多为发达国家或地区,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格局具有“单元结构”特征。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已无远弗届,在全球群体性增长的同时,呈现出多极化和多元化格局（图1b）。虽然这一时期东亚、西欧、北美仍然是中国三大贸易区（分别占中国对外贸易的13.83%、14.10%和13.33%）,尤其是美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国,但其他地区不再是2002年的“默默无闻”,已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不能忽视的地区,如以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为代表的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占13.50%）;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为代表的西亚地区（占4.64%）等。同时,相较于2002年偏向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格局,2013年中国也十分注重与发展中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与非洲地区、拉美地区和中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从贸易额增长率来看,排名前20的国家皆位于这3个地区,如塔吉克斯坦、乍得、刚果（金）、土库曼斯坦等,至此,中国全球贸易的多极多元格局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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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2年和2013年中国全球贸易格局及世界各国对中国贸易的依存格局

Fig. 1 China's global trade patterns and the dependency patterns of the world on China's trade in 2002 and 2013

3.2 世界各国贸易与经济发展对中国全球贸易依存度呈现良好的时空惯性

尽管2002-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格局呈现出由东亚、欧洲和北美主导的三足鼎立格局向多极多元格局演变,但世界各国贸易与经济发展对中国全球贸易依存度的空间格局却呈现另一幅景象,表现出良好的时空惯性（图1c、1d、1e、1f）。

其中,世界各国贸易对中国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多为赤道附近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如中国周边地区、中美加勒比地区、西非地区以及西亚地区）。这表明,虽然中国对外贸易高度集中在东亚、西欧和北美地区,但这3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并不高度依存于中国,其多元化的贸易格局致使其对中国依存度较小。反观那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虽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总额相对于美国、日本很小,但却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很大,表明中国在这些国家中往往扮演的是第一贸易大国的角色,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量直接决定其国家贸易总额的规模。2013年世界各国对中国贸易依存度的空间格局相较于2002年虽然有很大的扩展,但基本是在2002年格局之上发展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地区中,非洲地区扩展最为迅速,至2013年,中国已成为非洲大部分国家的第一贸易大国。另外,中国周边的蒙古、越南和塔吉克斯坦也增长迅速,成为亚洲“三极”。

2002-2013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对中国全球贸易依存度格局与世界各国贸易对中国全球贸易依存度格局基本一致,一方面表明各国对外贸易额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关联性,另一方面也表明经济发展对中国全球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也多分布在赤道附近的亚非拉地区,但相比于世界各国贸易对中国全球贸易依存度格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对中国全球贸易依存度格局的空间集聚现象更为明显。2002年除东北亚地区的蒙古和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排名前30的国家和地区皆位于赤道附近。2013年,各国经济发展对中国全球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在赤道附近不断极化的同时,开始由赤道向南北回归线附近推进,如中美洲地区向南美洲地区推进,中非地区向南非和北非地区推进,东南亚地区向西太平洋地区推进。在这一过程中,东南亚—西太平洋地区、中亚地区以及西非地区成为三大高度依存区。

4 中国经济权力的空间扩展格局及与美国的对比

4.1 敏感性区域由亚太向非洲、拉美地区扩张

2002-2013年,对中国全球贸易敏感性的区域呈现出由亚太向非洲、拉美地区推进的趋势,在空间扩散上则表现为由近及远的辐射过程（图2a、2b,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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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2年和2013年世界各国或地区对中国全球贸易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格局

Fig. 2 Sensitivity and vulnerability of the world's countries or regions to China's global trade in 2002 and 2013

表2 基于敏感性和脆弱性划分的国家依存关系类型数量及其分布

Tab. 2 The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state dependent relation types based on sensitivity and vulnerability

指标	类型	2002年			2013年
指标	类型	数量(个)		主要分布地区	数量(个)	主要分布地区
敏感性	正向高度敏感区	37	亚洲(19);撒哈拉以南非洲(9)		117	亚洲(38);撒哈拉以南非洲(37);拉美(16)
	正向低度敏感区	83	撒哈拉以南非洲(25);亚洲(18);拉美(14);欧洲(14)		49	欧洲(27);亚洲(6);撒哈拉以南非洲(5);拉美(5)
	对称相互敏感区	46	欧洲(20);撒哈拉以南非洲(8);加勒比地区(6);亚洲(6)		3	美国、安道尔和波黑
	负向低度敏感区	2	德国和日本		0	无
	负向高度敏感区	1	美国		0	无
脆弱性	正向高度脆弱区	22	亚洲(12);撒哈拉以南非洲(6)		79	亚洲(32);撒哈拉以南非洲(24);拉美(9)
	正向低度脆弱区	73	亚洲(24);撒哈拉以南非洲(22);拉美(9)		85	欧洲(28);撒哈拉以南非洲(18);拉美(11);亚洲(11)
	对称相互脆弱区	72	欧洲(26);撒哈拉以南非洲(14);拉美(10)		4	安道尔、波黑、格林纳达和不丹
	负向低度脆弱区	1	日本		1	美国
	负向高度脆弱区	1	美国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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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全球贸易敏感性格局覆盖全部5种类型,其中正向高度敏感区主要集中在以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为代表的东北亚—中亚地区和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西太平洋地区,形成明显的两区联动格局;正向低度敏感区主要分布于正向高度敏感区外围,由北欧经外高加索地区至西亚、中东,并向东伸至南亚印度,向南延伸至非洲大部,另外,南美大陆除东太平洋沿岸国家外皆为正向低度敏感区;对称相互敏感区数量较少,主要分布在北非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区,同时,北美大陆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属对称相互敏感区;负向低度依存区仅有2个,日本和德国;负向高度依存区仅有美国一个国家。可见,2002年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全球贸易敏感性格局呈现出明显的“纺锤型”结构,即处于两端的正向高度敏感区和负向高度依存区数量皆为各自方向上的最小值,而处于中间阶层的类型数量较大。

2013年,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全球贸易敏感性格局仅覆盖3种类型（正向高度敏感区、正向低度敏感区和对称相互敏感区）,表明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体皆对中国对外贸易敏感。其中正向高度敏感区数量急剧增加,由2002年的37个增长至117个,空间分布范围基本覆盖亚洲、非洲、南美以及西太平洋地区;正向低度敏感区已由东欧及外高加索地区退至西欧及地中海沿海,另外,北美大陆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也由2002年对称相互敏感区上升至正向低度敏感区;对称相互敏感区由2002年的46个下降至2013年3个,其中美国由2002年负向高度敏感区上升为2013年的对称相互敏感区。至此,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全球贸易敏感性格局已经形成明显的“倒金字塔”结构（表2）。

4.2 脆弱性区域由点状散布向连片生长演进

2002-2013年,对中国全球贸易脆弱性的区域则呈现出由点状散布向连片生长的演进趋势,在空间扩散上则表现为“由点及面”的发展过程（图2c、2d,表2）。

与同时期敏感性格局一样,2002年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全球贸易脆弱性格局也全部覆盖五种类型。其中正向高度脆弱区数量较少,空间分布也较分散,呈零星点状散布在东南亚、中亚以及北非地区;正向低度脆弱区呈包围状分布在正向高度脆弱区四周,因此在空间上形成连片分布格局,高度集聚在中东、非洲沿海地区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对称相互脆弱区主要集中在西欧、北非以及美洲地区;负向低度脆弱区和负向高度脆弱区类型国家皆只有一个,分别是日本和美国。这表明2002年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全球贸易脆弱性格局呈现显著的“趋中分布模式”,即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全球贸易的脆弱度维持在低值水平,仅有少数的国家或地区对中国高度依存。

2013年,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全球贸易脆弱性格局覆盖4种类型,其中负向高度依存区完全消失。得益于2002年的点状“播种”,正向高度脆弱区数量迅速增加,由2002年的22个增长至2013年的79个。相应的,其空间范围在2002年的“点状”格局基础上向四周扩散,从而形成连片生长格局,高度集聚在亚洲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正向低度脆弱区数量在2002年的基础上小幅增加,主要是欧洲国家大多由2002年的对称相互依存型上升为正向低度脆弱性导致。对称相互依存区仅剩4个国家,主要为少数欧洲国家。这一时期,美国由2002年的负向高度依存型上升至负向低度依存型,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全球贸易的脆弱度呈持续下降状态。总体而言,至2013年,全球经济发展已高度依存于中国的全球贸易,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角色。

4.3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已由周边扩展至全球,并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渗透

2002年,中国经济权力空间范围较为狭小,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虽有中国经济权力渗透,但能级较小,不构成中国经济权力范围,其中美国、法国、日本、德国和英国更是5个非权力区（图3a,表3）。以权力高能区和权力中能区刻画的中国的经济权力范围基本局限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如以越南、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为代表的中亚地区;以蒙古为代表的东北亚地区。虽然非洲大陆和加勒比地区也零星分布着中国权力高能区,但多为较为贫穷和落后的欠发达国家。

表3 2002年和2013年中国与美国经济权力空间类型数量及主要分布地区

Tab. 3 The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power space of China and US in 2002 and 2013

国家	类型	2002年			2013年
国家	类型	数量(个)		主要分布地区	数量(个)	主要分布地区
中国	非权力区	5	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日本		1	美国
	权力低能区	137	撒哈拉以南非洲(34);欧洲(33); 亚洲(29);拉美(21)		65	欧洲(29);撒哈拉以南非洲(13）; 亚洲(7)
	权力中能区	16	亚洲(11);撒哈拉以南非洲(3)		49	撒哈拉以南非洲(12);亚洲(12); 拉美(10)
	权力高能区	11	撒哈拉以南非洲(5);亚洲(3)		54	亚洲(25);撒哈拉以南非洲(17)
美国	非权力区	0	无		1	中国
	权力低能区	72	欧洲(28);撒哈拉以南非洲(23); 亚洲(19)		96	欧洲(32);撒哈拉以南非洲(30); 亚洲(27)
	权力中能区	42	亚洲(15);撒哈拉以南非洲(12); 欧洲(7)		29	亚洲(10);撒哈拉以南非洲(9); 拉美(4)
	权力高能区	54	拉美(17);亚洲(12);加勒比地区（10）		42	拉美(15);加勒比地区(11);亚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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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2-2013年中国与美国经济权力空间的全球扩展格局

Fig. 3 Global expansion pattern of power space of China and US in 2002 and 2013

2013年,中国经济权力范围得到极大的扩展,不再局限于中国周边,有向全球扩展之势,这不仅体现在中国经济权力渗透区的数量增加上,也体现在中国经济权力渗透区的空间分布上（图3c,表3）。2013年,在统计的169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68个国家和地区有中国经济权力的渗透,其中更是有103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权力高能区和权力中能区。在这10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54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中国经济权力高能区。空间分布上,中国经济权力空间范围已突破中国周边并展现向全球扩展的趋势,西太平洋地区、亚洲中部、中东、非洲沿海地区以及南美大陆皆已成为中国经济权力空间范围。另外,相较于2002年,2013年中国经济权力空间不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的经济权力边界已开始覆盖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如大洋洲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西欧的荷兰和瑞士。但与2002年类似,以西欧、北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仍然属于中国经济权力低能区。

4.4 美国经济权力空间在全球呈收缩态势

基于经济权力评价模型测度的美国经济权力空间变化格局发现：2002年,美国经济权力范围呈现出以美洲为大本营（核心）的圈层分布格局,且4种权力空间类型中唯独没有“无权力区”,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显露无疑（图3b,表3）。其中权力高能区主要集中在拉美、加勒比和亚洲（东南亚）地区,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分布少量权力高能区,但较为分散。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及经济发展较为依存美国的全球贸易,所以中国也成为美国的经济权力高能区;权力中能区主要分布在南亚—东南亚—西太平洋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权力低能区同中国一样,主要集中在欧洲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13年,美国经济权力范围急剧衰减,其中权力高能区已基本退守于北美大陆（虽仍有少量分布在东南亚和南美洲太平洋沿岸地区,但相对于2002年已是“损失惨重”）;权力中能区也已从第三圈层（西太平洋地区）退守至第二圈层（大西洋东岸）。相应的,权力低能区迅速扩张,已从亚欧大陆扩展至非洲大陆大部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图3d,表3）。这一时期,中国成为了美国唯一无权力区。与中国经济权力范围的全球扩展格局相呼应,美国经济权力区域呈现明显的收缩趋势,其丢失的权力空间大部分被中国“占领”。但需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欧洲大部国家和少部分非洲国家皆为两国经济权力低能区,究其原因可能是欧盟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第三极,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权力高能区。但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经济权力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而美国则呈现刚好相反的下降趋势,可见中国崛起与中国经济权力的上升之势已不可挡（图3e、3f）。

5 结论

（1）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分布格局明显呈现出由东亚、西欧和北美三大板块向全球扩散的趋势,且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也从以发达国家（地区）为主转变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但世界各国对中国贸易的依存格局在空间上却表现出良好的时空惯性,依然高度集中在赤道附近的亚非拉地区;

（2）全球对中国经济依存的高敏感区呈现出由亚太向非洲、拉美地区扩散的趋势,在时序上表现为一种由近及远的空间过程,而对中国经济依存的高脆弱区域则呈现出由点状散布向连片生长的演进趋势,在空间扩散上相应地表现为“由点及面”的发展过程;

（3）鉴于战略层面大国博弈的零和性,中国权力空间扩展必然伴随着守成大国权力空间的相对萎缩。如今,中国经济权力空间正从周边向全球扩展,尤其是逐步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渗透,而同时期美国经济权力空间却呈现从全球向西半球进而向北美地区收缩的趋势;

（4）非洲和拉美是目前中美两国经济权力大致均衡的地区,这里存在着一些对中美两国均相对敏感或脆弱的国家,事关中美两国权力空间的消长,因此将成为未来中美两国争夺的主要目标。在未来的地缘战略部署上,中国应适度增大对这些地区的资源投放力度。

本文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理论以国际贸易量来衡量国家经济权力,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商品国际化在国家经济权力中的作用。国家经济权力大小不仅体现在国际贸易方面,还体现在用货币衡量的国际投资和国际流通等领域。因此,在未来相关研究中,应加强国际投资和国际流通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经济权力格局影响的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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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u Debin, Ma Yahua. Geography of containment and anti-containment of China's peaceful rise.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2, 21(1):1-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围堵与反围堵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常态.本文立足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原理,运用地理学的空间相互作用和区位选择等理论,探讨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权力—利益半径外延的必然性、与本文为竞争利益空间而发生的全球性战略互动,以及由此诱发的周边地缘风险.作者指出,由于区域的非均质性,中国向外实现战略突破时只能依循非均衡路径,即集中优势资源在空间阻滞效应较弱、“投资”回报较高的局部地区率先实现突破,并以此为“极轴”向其他地区辐射战略影响.在全球层面上,由于综合国力的结构性缺陷,目前中国宜把战略资源优先投放到“低政治”领域,运用渗透性较强的经济手段,争取尽快在非洲、拉美与西欧等地获取必要的战略立足点;而在区域层面上,中国应追求在“高政治”领域有所建树,选择与中国在地理上接近、文化亲缘性较强、战略互信度较高的国家进行对外拓展,如:巴基斯坦、缅甸、蒙古、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地.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 [杜德斌, 马亚华. 中国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 . 世界地理研究, 2012, 21(1): 1-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围堵与反围堵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常态.本文立足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原理,运用地理学的空间相互作用和区位选择等理论,探讨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权力—利益半径外延的必然性、与本文为竞争利益空间而发生的全球性战略互动,以及由此诱发的周边地缘风险.作者指出,由于区域的非均质性,中国向外实现战略突破时只能依循非均衡路径,即集中优势资源在空间阻滞效应较弱、“投资”回报较高的局部地区率先实现突破,并以此为“极轴”向其他地区辐射战略影响.在全球层面上,由于综合国力的结构性缺陷,目前中国宜把战略资源优先投放到“低政治”领域,运用渗透性较强的经济手段,争取尽快在非洲、拉美与西欧等地获取必要的战略立足点;而在区域层面上,中国应追求在“高政治”领域有所建树,选择与中国在地理上接近、文化亲缘性较强、战略互信度较高的国家进行对外拓展,如:巴基斯坦、缅甸、蒙古、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地.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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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

2012

... 中国和平崛起是地理大发现以来,继西方世界兴起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伟大事件,它不仅在内部改变了中国人自己的命运,还将在外部改变全球战略资源分配格局、重组国际政治的权力基础,从而影响着未来人类的基本走向^[1].当前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达到特定高度或进入关键节点,多项经济指标位居世界最前列.继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跃居世界第一后,2015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继续保持第一大国的地位^①;2014年按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核算的中国GDP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②,按市场汇率核算的GDP继续超10万亿美元;2015年反映金融实力的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大约为美国的1.74倍^③,反映工业实力的制造业规模也已经达到美国的1.47倍左右^④.历史地看,大国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具有战略含义,其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实现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权力半径的延伸,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其权力空间和利益边疆不断向外扩展的过程^[2-4]. ...

中国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

2012

1992

2004

... 权力（power）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受韦伯（Max Weber）权力“强制意志说”的影响,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把权力定义为人们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和控制的能力^[5].权力的存在需要四个条件：在权力的影响者和被影响者之间存在价值和利益冲突;在权力关系中,一方最终会对另一方的要求屈服;在权力显示的过程中,权力一方服从另一方意愿的成本要小于违背其意愿的成本;双方实力差别越大,发生冲突的概率就越高^[3].由此可见,权力反映了国家行为体之间政治经济等方面相互作用的不对称性,它只能形成于双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6].随着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由于全球相互依存、经济技术合作正在占据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国际关系趋于缓和,军事威胁降至次要地位,武力不再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有效手段^[7].尽管国际相互依存确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国家行为体并没有放弃权力政治所追逐的目标,国际相互依存关系中依然带有严重的权力政治性质,改变的只是实现权力的途径与模式^[8].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在国家权力影响力中的强弱转换,表现为军事实力薄弱的国家因对原料拥有垄断和控制权,在国际贸易中开始拥有谈判权^[6,9].国家通过强化对贸易伙伴国的吸引力,进而将经济手段渗透至国家互动关系中^[10],并以此控制和影响对方在其他领域的决策.因此,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经济权力（economic power）,即国家运用经济实力（economic strength）强迫他国改变自身意志的能力（capability）,日益成为国家对外施加战略影响的核心依据^[6]. ...

2004

2006

11): 121-

2014

... [6,9].国家通过强化对贸易伙伴国的吸引力,进而将经济手段渗透至国家互动关系中^[10],并以此控制和影响对方在其他领域的决策.因此,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经济权力（economic power）,即国家运用经济实力（economic strength）强迫他国改变自身意志的能力（capability）,日益成为国家对外施加战略影响的核心依据^[6]. ...

... [6]. ...

11): 121-

2014

... [6]. ...

2002

... 经济权力根植于行为体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在非对称性的相互依存关系中,依存程度低的一方拥有权力.综合以往研究发现,国家间经济权力主要取决于国家经济总量和市场的相对规模,通过国家间贸易和投资以塑造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来实现^[10-11].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对专业化和交换收益的解释,即依存是一种能带来利益的交换关系的后果^[12].随着新技术革命势头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国际制度以非国家角色的积极姿态登上国际舞台,国家间相互依存理论也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思辨中得到不断升华和重构^[13-15].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首次提出了经济相互依存理论^[16].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库珀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间复合相互依存的概念,把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分为均等依存、绝对依存和非对称依存3种类型,并认为国家经济权力正是存在于这种非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之中,依存度较低的一方在某一问题上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7].权力与相互依存的结合及复合相互依存概念的提出,反映出国际体系的新格局,折射了当代国际社会国家经济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日益增强这一全局性变革的新特点.国内学术界对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17-19],近年来基于相互依存理论的国家间权力关系研究文献大量涌现,如中日关系^[20-21]、中美关系^[22-23]、中韩关系^[24-25]、中国—东盟关系^[26-27]等.不难发现,以往的研究多从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层面纠葛于双边或多边经济和权力关系的非对称性阐释,而从全球尺度研究大国崛起中的经济权力空间扩展格局还尚未涉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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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互依存到全球化: 国际合作理论的发展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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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济“非对称性”相互依存与权力分析

2010

中日经济“非对称性”相互依存与权力分析

2010

4): 12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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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中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关系和规律探究: 以中国—东盟经贸数据为量化分析样本

2015

国际合作中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关系和规律探究: 以中国—东盟经贸数据为量化分析样本

2015

中国与东盟各国双边贸易发展前景及存在的问题

2008

中国与东盟各国双边贸易发展前景及存在的问题

2008

〈

〉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格局演化研究——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分析

Spatial evolution pattern of Chinese economic power based on the sensitivity and vulnerability of states interdependence

1 引言

2 研究方法

2.1 非对称相互依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

3 中国全球贸易的时空演化格局

3.1 中国全球贸易格局由三足鼎立向多极多元演变

3.2 世界各国贸易与经济发展对中国全球贸易依存度呈现良好的时空惯性

4 中国经济权力的空间扩展格局及与美国的对比

4.1 敏感性区域由亚太向非洲、拉美地区扩张

4.2 脆弱性区域由点状散布向连片生长演进

4.3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已由周边扩展至全球,并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渗透

4.4 美国经济权力空间在全球呈收缩态势

5 结论

参考文献 文献选项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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