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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Science >

2016 , Vol. 18 >Issue 1: 39 - 48

DOI: https://doi.org/10.3724/SP.J.1047.2016.00039

The Discussion of Drawing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of Water Conservancy Map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 JIANG Lili ,
  • QI Qingwen , * ,
  • ZHAO Kai
Expand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ystem,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QI Qingwen, E-mail:

Received date: 2015-05-19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5-09-10

  Online published: 2016-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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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信息科学学报》编辑部 所有
Fold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is called "the crad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Grand Canal has taken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river transportation, while their importance also reveals that there were a lot of ancient maps about the Yellow River and Grand Canal.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drawing characteristics, content summarization and value analysis of water conservancy map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rough exploring many ancient Yellow River maps and Grand Canal maps. The yellow river and canal map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a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based on map representations, which are the drawing (annals, illustrated) maps recorded in the water conservancy books and the illustrated maps. The illustrated map is the main type adopt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which portrays the scenes of rivers and other facilities. The illustrated maps are mostly drawn in the forms of landscape painting and image rendering. Theses scroll maps aim to reproduce the historical scenes vividly. All the landscape featur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and Grand Canal are aggregating toward the centerline of the river. This type of map can easily arouse the reader's visual resonance and build a complete picture of all features. The ancient Yellow River maps and Grand Canal maps, especially the maps produc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map drawing techniqu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one is scene reproduced expand map, which is the most popular type of map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in addition to this type of painting maps, the painted square class maps and the latitude and longitude maps are also develop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But these two types of ancient maps are not so popular at that time because they are not as good as the painting image maps comparing their practical and artistic aspects. No matter what types of ancient river and canal maps, they should be taken as historic legacies in mapping research, conservancy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However, in terms of their functions and values, whether the expansion scroll maps, square meter class maps, or latitude and longitude maps, are all rare historic legacies to the ancient cartography,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ancient water conservancy research, today's map research and geography research, which is worthy of in-depth study and discussion,

Key words： ancient water conservancy map; ancient map drawing characteristic; cartographic history; ancient map of Yellow River; ancient map of Grand Canal

Cite this article

JIANG Lili , QI Qingwen , ZHAO Kai . The Discussion of Drawing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of Water Conservancy Map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J].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16 , 18(1) : 39 -48 . DOI: 10.3724/SP.J.1047.2016.00039

1 引言

江河湖泊地图能深刻地反映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治水、兴修水利、漕运关乎国家命脉的特征。在中国江河湖泊地图中,天然河流地图和运河地图是2种主要的图种,前者以反映自然天成的河流的全貌、局部地段河曲特征和水利灌溉补给系统为主要目标,后者则是人工开挖的河运工程的图文载体,具有明显的水利工程特征。而在该2种地图中,又以黄河地图和京杭大运河地图最为著名,体现了黄河作为中国的“母亲河”和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在中国历史上的至关重要的地位。
本文将视点聚焦在中国明、清时期黄河和京杭大运河地图的特征价值研究上,一方面是因为明、清是中国古代江河湖泊地图编制和应用的集大成时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在于黄河和京杭大运河之间的关系在明、清时期更加紧密,两代帝王治黄的首要目的是“保运”,解除东西流向的黄河对南北走向的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干扰,确保京师物资供给。“图为河兴,具图以闻”,探讨这2种古地图的特征和现今利用的价值,对于研究中国古、近、现代江河湖泊地图的发展脉络和技术沿革有重要的意义。

2 明、清时期黄河和京杭大运河地图的类型和功能

2.1 黄河和京杭大运河地图的类型

作为河渠地图,明、清时期的黄河和京杭大运河的地图种类繁多,而且按照不同角度和方法有诸多不同的分类方法。
（1） 明、清时期黄河地图的类型
按照空间范围的不同,黄河地图可分为黄河全图和黄河局部图2类,其中,局部图包括黄河河源图（如“黄河源图”、“星宿海河源图”等）、不同省区段黄河图（如“豫东黄河图”、“东南黄河图”、“黄河海口图”等）。根据地图性质和用途不同,可将黄河图分为河道图和工程图2种,前者以反映河道及其两岸的地理景观和地物名称为主,后者则以水利工程为表现内容。清代的黄河工程图又分为以工程预算为目的的“咨估图”和“题估图”等,以及以工程经费结算核销为目的的“咨销图”、“题销图”和“报销图”等。根据地图编制主体不同,黄河图可分为官绘本和私绘本,其中,明、清前期的绘本河图多由河道总督组织编绘。依照载体和装帧形式的不同,黄河图可分为绘本图和刻本图、单幅图、图集、绢本图和纸本图、题本附图和奏折附图等类型。
（2）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地图的类型
明、清运河图数量众多,类型多样,是仅次于黄河图的河渠图类型。按照绘制目的和内容的不同,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图可分为运河河道图、运河工程图和漕运图3大类,其中,运河河道图以京杭大运河河道全程或局部为主要表现内容,又分为运河全程图（如清康熙（1703年）《运河全图》等）和运河区段的局部图（如清光绪（1855-1866年）《山东通省运河情形全图》等）;运河工程图以某段、某处水利工程为表现内容（如清咸丰十年（1860年）《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等》）;漕运图则运河漕运路线为主要描述内容（如明嘉靖（1507-1567年）《漕运图》、清乾隆（1884年）《全漕运道图等》。

2.2 黄河和京杭大运河地图的功能

（1） 黄河古地图：探源与治河之利器与成果
自远古开始,黄河地图就承担着探源和治河2种功能。到明、清时期,黄河地图的探源和治河功能被发挥得更加充分。
黄河河源图的编制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具有不同目的。唐代由于中原人民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密切,特别与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而黄河源头是古代通往西藏高原的交通要道,因而朝廷多次派使者专门前往考察黄河源,可惜唐代的黄河河源图没有流传下来。到了元、明、清时期,由于黄河中下游洪水多次泛滥,灾害频繁,因此,朝廷派人查找黄河河源的目的是为了告祭河神。流传下来的黄河河源图主要有元代至正年间（1356-1366年）的《黄河河源图》和清代康熙年间的《星宿海河源图》,前者为元世祖忽必烈派人于1280年到青海省黄河源头实地考察后所绘,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绘有山脉、河流、湖泊等自然地理要素,标注有黄河源头附近的州府符号和地名,以及交通线上的驿站等人文地理要素;后者是清康熙皇帝于1704年派人勘察当时认为是黄河河源的星宿海地区时绘制的长卷彩绘地图,纵148 cm、横360 cm,是现存第一幅彩绘本黄河河源图。
与“探源”功能相比,黄河地图在“治河”中的作用和功能更为重要和明显。传说大禹治河时,河伯所赠“河图”就曾为治河三宝之一,东汉王景也曾用黄河图来帮助治理黄河[1]。据考究,现存最早的黄河图刻绘于宋代,而最早的黄河专题图集《治河图略》产生于元代。到了明代,黄河决堤频繁,朝廷命重臣前往勘察和测绘黄河河段,大臣则以“图说”上奏皇帝,既说明了水患的根源所在,又用治河工程地图的形式阐明治黄的方案和经验。例如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刘天和石刻“黄河图说”,主要绘制了自古以来黄河泛滥最严重的河南、山东一带的地形图。碑石左上角刻有明嘉靖十四年以前160多年中5次疏浚治理黄河的经过,右下角为刘天河对治河的意见[2];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潘季驯彩绘“河防一览图”,此图详细反映了万历十六年至万历十八年(1588-1590年)3省(即河南、山东、南直隶)修筑堤防的情况,对黄河、淮河、运河的险要地段用文字记录其灾害发生年代、治理过程、防范方法等,为后代治理河患提供了翔实的资料[3]。
清代康熙帝也极其重视黄河的治理,命靳辅于1684-1687年绘制“黄河图”,于成龙1699年绘制“江南黄河图”,描绘黄淮合流时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堤防;张鹏翮等河督绘制“黄河全图”等大型精美黄河舆图,奠定了清代河渠图的基础,并使得绘图、读图、用图成为清朝的“祖宗之法”;雍正年间,河南段成为黄河的新河患中心,因此,该阶段的河渠图类型和绘制内容都发生很大变化,出现了很多表现河南山东段黄河的地图;乾隆年间,乾隆帝六次南巡阅河,乾隆十五年(1750年)高斌绘制“南河图说”,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等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绘制“豫东黄河全图”,描绘河南山东段黄河。从上述案例可看出,黄河地图在黄河治河中所起关键作用。
（2） 运河地图：疏浚与保运之辅物
京杭大运河是明、清时期的生命线,因此运河地图也成了当时重要的地图类型。京杭大运河共分7段,保运面临问题最多、工程最复杂的是清口地区、中河和山东运河,因此,在明清各种京杭运河全图上,山东运河、中河和里运河是绘制最为详尽的地段;在分段运河图中,反映京畿附近通惠河漕运、山东运河泉源水利的运河图数量最多。例如,明代以弘治九（1496年）《漕河图志》一书,以2卷20幅篇幅详细绘出通州至仪真段京杭运河全图,包括大通桥河、卫河、白河、黄河、汶河、沂河、泗河、沁河、诸湖等诸河及其原委,并记载了沿河闸坝、湖河、浅铺、济运诸泉等,对各地军卫管辖范围、历代漕运兴衰、各项管理制度有较详细的记载,还收录了永乐十年至弘治六年（1412-1493年）有关运河的奏议,元以来的碑记。稍后在嘉靖七年（1528年）谢纯所撰写的《漕河通志》中,亦刊有一件大同小异的“漕河全图”,而明代著名輿地学家罗洪先于嘉靖三十四（1555年）编成的《广輿图》,其中也收有一幅“漕运图”;1590年,潘季驯所著的《河防一览》中亦收有“全河漕图说”;清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八年（1684-1689年）间周洽、靳辅绘制“京杭道里图”,描绘了从北京到杭州的大运河沿途城市、山脉、河流、桥梁、村庄等地理景观;乾隆二年（1737年）“大运河地图,从北京到长江”,详细勾勒出运河到扬州瓜洲的走向,两边的支流和水系也勾画得非常详细,在地图上,运河流经高邮城之后,一路向南而入,进入了今日的扬州市区,地图上地名：“高邮州、邵伯镇、扬州府、新城、仪真（仪征）县”、各类水利设施标注清晰;道光元年至五年 (1821-1825年)的“运河全图”是以京杭大运河水利工程为主的专题地图,描述沿河两岸水道、湖泊、堤坝、城镇等,沿线重要水利工程都有详细的文字说明;清光绪初年的“清代京杭运河全图” 详细地绘出了北起北京通州,南至杭州绍兴府的京杭大运河的全貌,尤对各地驿站之名称、水闸间之里程、运河水之来源、湖泊水域之大小、各河厅县之交界,运河水涨秀节及航运情况等内容,均有详尽记载。
从上述文献记载可看出运河地图在运河的“疏浚”与“保运”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3） 黄河“治河“与运河”保运”中的地图一体化
黄河和京杭大运河虽然是归属于2条完全不同的河渠系统,但由于从黄河中下游开始二者有交织,而且作为人工河的京杭大运河在明、清时期所起的作用远大于黄河,因此明清政府“治黄”的首要目的就是“保运”,解除东西向的黄河对南北走向的京杭运河漕运的干扰,确保京师物资的供给;黄运交汇处是水利工程最为密集复杂的地区。鉴此,在明、清时期除了独立的黄河地图和运河地图2种系统之外,还有相当多的地图是将二者一体化。例如,在唯一的一套明代彩绘本河图-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图》中,就直接把黄河和运河平等置于一图;高晋于清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五年（1777-1780年）绘制的“黄运湖河全图”,嘉庆和道光两朝河臣在乾隆朝河图的基础上绘制多幅成套的黄河、运河全图,咸丰五年（1855年）的“四省运河水利泉源河道全图”,以及张鹏翮于清康熙年间（1703年）所绘制的“运河全图”等,都是一体化地记载了我国运河、黄河、淮河等水域的源流支派、地理位置及历年对其治理情况,特别是对重北轻南黄河的主要治河思想的反映,刻画了当时黄河北决对漕运影响较大,而南决或者分流进入淮河,对漕运影响不大的“治河”与“保运”的形势。咸丰十年(1860年)绘制的“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甚至将京杭大运河沿线的黄河、长江与运河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京杭大运河与黄河、长江等河流之间的紧密联系。

3 明、清时期黄河和京杭大运河地图的特点

3.1 载体形式：“水利志图说”、绘本地图等多种形式

明、清时期河渠地图的“治河”和“保运”功能比较突出,因此出现了水利志书图说为主,绘本地图、刻本地图、单幅地图、地图集、绢本图、纸本图、题本附图和奏折附件共存的载体形式。
（1） 水利典籍（志书、图说）附图
水利志是指记录水体及水利兴修的志书,最早的水利志是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它涉及的内容很广,除了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湖志、海塘志、泉志等,也有和河运有关的漕运志、漕船志、闸志等。这些地方典籍和志书除了收录有各地的河渠水利治理工程,多配有地图辅助描述当地河工水利的情况。大多数水利志书、图说的附图为示意性地图,画法比较简单,只起辅助说明作用。
（2） 绘本水利图
绘本是除水利典籍附图之外的另一种表现中国河运水利工程的重要历史文献。它采用中国传统绘画和地图相结合的方式绘制,以描绘黄河治理、运河漕运和各地水利工程为主。虽然河渠水利典籍中也常附有河道图、河工图,但是,这些附属地图,由于受到幅面尺寸、色彩等的限制,与绘本地图,尤其是着色的绘本地图,在表现力和内容上,都稍逊一筹。总的来说,绘本舆图更清晰易读、更容易让读者掌握整个河渠水利的全貌。因此,明清两朝的黄河治理工程多以河工水利绘本地图作为主要的参照依据和呈报内容。绘本图则由于绘制手法独特,权威性强,其单色版被很多志书图说选为附图,例如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图”就被收入《武备志》和《河防一览》2部志书中;而且后续的很多志书、图说中也多引用其简化版本。

3.2 表现形式和绘制特点：长卷山水图、计里画方图与经纬度实测地图

古代水文及水利地图,特别是明、清时期的黄河和京杭大运河地图,多为绘本地图。从地图的绘制手法划分为3种：（1）长卷展开景物再现式地图;（2）计里画方类地图;（3）类现代经纬度实测地图。而其中使用最为普遍的是第（1）类地图。
（1） 长卷展开景物再现式地图
作者从游客、观者游览、参观的角度,按照游览观光线路,从东向西或从西向东,观赏、审视沿河两岸的风景和治河设施,采用的描绘手法是风景（山脉）与地理要素（府州县驻地、河流、桥梁、庙宇符号等）并存,即地图画法与山水景物画法相结合的绘制手法。这种画法的地图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对研究历史上的水利、水患及治理都非常有意义。古代地图绘制的目的在于使用,而不是为了准确,对此李孝聪在《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4]中提出“古代中国人的地图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西方人的地图那么精确,但是中国人的地图体现了相当明确的务实性”;尽管这类地图上没有明确的数学参考基础（如方里网、经纬度等）,但图上描述的地物的地理位置和相对位置关系是正确的,并且多附有文字说明,有助于了解当时的河渠水利情况。
“河防一览图”（图1）是中国现存最长的古代治黄工程图。该图为绢本,设色彩绘,图幅尺寸45 cm×2008 cm,采用平面与立面相结合的鸟瞰式形象画法,参照了罗洪先《广舆图》中的“黄河图”和“清运图”,详细描述了万历十六年至万历十八年(1588-1590年)3省(即河南、山东、南直隶)修筑堤防的情况。对历年河患、地势、险情及河防须注意的问题均有详细的说明。全图以黄河为主,绘出黄河自星宿海至江苏徐州附近与运河合流后夺淮入海的流程,并将北京至浙江的南北流向的大运河与东西流向的黄河并列绘于同一画面中。将黄河和运河平行地组织在一个画面上是该图的一大特色。黄河以上为南,以下为北,以左为东,以右为西。运河则以上为西,以下为东,以左为南,以右为北。该图绘制风格不同于传统地图,是沿游览和审视的路线绘制的,整幅长卷色彩鲜明,重要地物突出表示,非重要地物不表示或简略、缩小表示。图中的河流以双线内辅水波纹法表示,并以不同的色彩和波纹来区分不同的河流。黄河及堤坝绘以黄色,内有带大浪花的波纹;运河及其他自然河流、湖泊绘以绿色,河流绘出小波纹,湖泊绘以鱼鳞状波纹。黄河、运河沿岸的堤、坝及闸、桥等水利工程设施,均以黑色和棕色粗线详细描绘,并以文字注明重要工程的长度、高度、功能及其修筑时间。图中的府、州、县城按不同的行政等级配以相应的符号表示,名胜古迹以象形符号表示,山岭城池均设蓝色。黄河两岸堤坝工程、决溢时间和地点、筑堤年代和堤长,以及河流险段等标注醒目。该图从读者的角度出发,采用平面与立面相结合的鸟瞰式形象画法绘制。虽没有方里网和经纬网等地理参考,但地物间的方位和位置关系观者一目了然。因此该图对研究水利、水患具有重要意义。故此,其在《武备志》和《河防刍议》中都有引用。
Fig. 1 Ancient maps of Yellow River

图1 黄河古图

（2） 计里画方类地图
计里画方类地图的绘制,是按一定的比例关系绘制方格坐标网,利用方格网来控制地图上的地物要素的方位和距离。通过先绘制网格,将各种志书中所记录的道路距离和方位距离按照比例折算,然后绘入网格中。由于数据的问题,“计里画方”并不能使得地图绘制更为准确,只是在绘图时能更好地控制地理要素的空间布局[5]。自裴秀提出地图绘制理论“制图六体”以后,北宋年间采用计里画方法绘制的“禹迹图”,是目前最早的画方地图;而最早的计里画方水利地图出现在明朝《广舆图》（图2）中的黄河图。它是明朝著名制图学家罗洪先（1504-1564 年）根据元朝朱思本（1273-1333 年）的《舆地图》制作而成。该图运用中国传统的测量方法“计里画方”法绘制的典型地图,图上每方代表实地一百里。该图绘画工整、刻镌精细,首次采用24种地图符号,其中部分符号已抽象化,丰富了该图内容,提高了其科学性。但由于该图并不是根据实地测量绘制,而是根据志书、史料的描述绘制,因此虽采用计里画方方法,其精度仍然不是很高。
Fig. 2 Enlarged terrestrial atlas

图2 广舆图

《长江图说》（图3）,清同治九年（1870年）,由安徽省怀宁马徵麟（素臣）编制成卷,长沙黄翼升（昌岐）阅定。该图说高26 cm,宽29 cm,墨印,共分12卷。卷首为例言、营目与图目。卷一、二、九、十、十一、十二、为长江杂说,叙述长江流经5省的河流、湖浚沿变和地理状况,卷三、四、五、六、七、八为图6册共72幅（空白39幅）。该图说地图的绘制采用的是计里画方方法,每方（边长）两分半合实地5里,积方两寸合实地40里,比例尺约为1∶30万。由于该图采用计里画方方法绘制,因此各地图要素方位与位置比形象画法的地图相对准确,采用古今双色绘制,红色为今,黑色为古。山脉采用形象画法绘出,州府界、河流、道路、州府驻地采用等级符号表示。
Fig. 3 Ancient map of Chang Jiang

图3 长江图说

（3） 类现代经纬度实测地图
经纬实测地图是用近代西方测量方法测绘,通过投影转换,并在地图上标注经纬度的地图。清康熙、乾隆2朝引用新法测绘地图以后,经纬度绘图法成为中国地图制作中的另一大制图类型,它促成了经纬网与方里网并存的类现代经纬度实测地图的出现,保留了传统制图法——“计里画方”地图便于粗略计算实地距离、易于被民间接受的优点。比之第一类山水形象画法地图和第二类计里画方类地图,此类画法的舆图精确度明显提高。在表示方法上,也不再使用形象化法,而改用符号和注记表示山川和府州县等行政驻地。整个地图从表达方式和内容上,都更接近现代地图。例如,“御览三省黄河全图（图4）”,东河总督吴大澂于十六年3月绘制。该图共绘制1:3.6万比例尺平面图157幅,主要描绘直(河北)、东(山东)、豫(河南)3省的黄河河道和河工水利情况,是黄河上最早用新法测绘出的河道图;图内外图廓之间标注有经纬度,图上绘有经纬网。从精确度考虑,其精确程度与现代经纬度实测地图虽然还有差距,但已很接近现代地图了。该时期的地图绘制趋向于形象化向精确化的过渡,从追求艺术性、实用性转向简单精确。
Fig. 4 Ancient map of Yellow River crossing three provinces（part）

图4 御览三省黄河全图（局部）

总体来看,明清时期的黄河和京杭大运河地图有以下主要特点：
（1） 形象画法占据主要地位。山水形象画法地图,采用的是形象逼真的手法绘制古代地图上的地形、地物、地貌等要素,吸收了以山水为主题的中国画的艺术表现手法,其特点形象直观、立体感强、极富艺术性和易读性;整幅地图采用“对景法”的表现形式,即河流两岸的各类地物要素都是朝着河流中心线绘制的。这一类地图,由于“现实感”很强,山川形态逼真,色彩丰富,所以一直是古代河流舆图的主流绘法,得到读者广泛的认可和欢迎[6]。
（2） 注重实用性和艺术性。用形象画法绘制的古舆图,在准确性方面,无法与现代经纬度实测地图相比,即与实际位置的差异,其实,关注地物方位的准确、被表达地物与地图主题关系的紧密程度（即重要性）、能否引起读者的形象化思维（构筑被描画事物的整体画面）等方面,可能比单纯追求地图的精确程度更有现实意义。因此,尽管图上没有明确反映数学基础的方里网和经纬度等要素,但相对正确的地理位置,使得这种画法的地图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7]。

4 明、清时期黄河、京杭大运河水利地图的应用价值及研究价值

4.1 对地图史和地理学的研究价值

明、清时期的水利图和志书图说附图资料是最丰富的,它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地图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地图资源。像黄河图说,河防一览图等具有代表性的古代黄河、运河工程图、治河全书、治河图略等志书图说资料中的附属地图等,在黄运河水利史和古代地图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也为中国古代地图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科学知识和技术发展背景方面的学科支撑,为从事测绘学和规划等研究历史变化和发展规律提供有力依据和支撑。

4.2 对现代地图绘制的启示

当今的地图绘制,太注重精确性,甚至忽略了地图本身存在的意义——实用、准确而非精确。实际上,人们在使用地图时,更多注重他的使用价值,能否满足可认知、可形象化,更接近熟知的客观世界的价值要求。古地图将艺术性和实用性结合,更能给读图者身临其境的感受;但古地图又不同于图像,它有需重点表达的内容和主题。明、清时期,在出现了计里画方和经纬度画法绘制的地图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形象画法仍然占据着水利舆图画法的主流,究其原因,主要是形象画法的地图从实用性角度,其绘制内容更容易被读者了解和理解。
因此,明、清时期黄河地图和京杭大运河地图给当今地图的启示是：在注重地图精度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其实用性,特别是应该加强对地图的艺术性和认知等方面的考虑,这也是当今地图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虽然有精确的地图数据库的支持,却受到地图表达、制图综合等地图学方面的限制,不能更好地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地图该表达什么内容,如何表示才能更好地传递地图信息,形象画法是否能被更广大读者接受和感知?在当今世界大数据时代,江河湖泊与河渠地图该如何突出地图主题,如何更有效地传递信息?当今地图工作者责无旁贷。

4.3 对古代水利的研究价值

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对黄河水患、运河漕运的重视,各种类型的黄河、运河河工舆图就应运而生。这些舆图直观、形象地描绘出当时的河防工程体系,以及各种河工堤防在各段黄河工程中的使用,沿途各程站的名称和距离,运河水闸间的里程,沿线湖泊和府州县驻地、山脉、庙宇等沿途景物,并辅以文字说明,对研究当时的黄河、运河运行情况、沿岸流域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古代水利工程,了解黄河、运河的历史变迁,了解由此引起的两岸的诸多变化,了解与黄河、运河息息相关的水利工程,解开黄河、运河诸多未解之谜,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和素材,可谓“于方寸之间,看沧桑巨变”,是历史的最好佐证。但目前还鲜有利用古水利舆图资料来进行相关方向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建立古代水利舆图地理数据库,为研究历史地理和地图对象的发展变化,提供可靠、实用、方便的史料基础。研究者可依据这些数据,挖掘和反演自有地图以来,中国全国和各个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城市、交通、人文、社会、政治、经济、民族、军事等各方面的演化过程;通过对比各历史时期古地图中的河流、湖泊、岸线、行政中心、道路等的变化,为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变化研究提供有效的参考;另外,还可根据这些舆图资料编制黄河古地图集、黄河历史变迁图集。不同时期、同一位置或相近位置的系列黄河、运河舆图的对比,对于研究黄河、运河的变迁,研究历代河流水患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原因,研究由此引起的历次水利工程情况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素材[8]。
图5的4幅图都是运河地图,虽分别为不同时期绘制,但绘制的区域相同。从这4幅图中可看到,该区域运河的变化和地图绘制方法在不同时期的改变。
Fig. 5 Different canal maps at different times

图5 不同时期同一地点运河地图

4.4 对今天水利建设的借鉴价值

知古才能识今,古水利地图不仅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而且对现代水利研究,对古今治河成果的汇集、对后世研究黄河的古往今来,对“维持黄河健康生命”都有极其重要的当代价值。水利问题不仅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重视水则为利,不重视则受其害。古水利典籍和地图资料,有的描述江河湖海的自然状况,有的反映河渠水利的修造过程,有的阐述治水防灾的方略,有的彰显造福百姓的德政,除了保存水利及相关的资料,还记录了治水的经验、教训,因此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经验和智慧结晶,不仅对研究黄河、运河的历史变化、文化发展等方面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当代的南水北调,以及黄河、运河治理、保护,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此,水利部门就曾利用古河道图治河防洪例如,1964年,水电部水利史研究室、水电部北京勘测设计院为进行重大水利建设工程,制定了漳、卫、滏阳、滹沱河流域的水改方针,为此查阅了当时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各地清代河道图100余种,为工程的顺利开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阅读古代舆图资料,了解明清运河水利工程的形态、沿岸的环境变化、城市变迁等重要的历史资讯,并将古代大运河水利舆图与现代空间技术结合,对于揭示运河遗产基本特征与演变规律,以及推动运河遗产申报的工作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9]。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大量明、清时期黄河、京杭大运河水利地图的梳理,对明、清时期水利地图的载体形式、表现形式和绘制特点进行了较系统的归纳和分析,并从地图学、地理学、水利规划与建设等多个角度,对明、清时期黄河、京杭大运河水利地图的价值进行了初步剖析,提出重视古代水利地图资料的收集、整理、保护,挖掘古舆图价值所在,特别是明清时期的黄河、京杭大运河地图资料,使其在黄河、运河变迁研究、河工水利建设、河道保护、黄河、运河的未来发展等诸方面,发挥其独有的参考、借鉴、传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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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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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曹玉凤,张静毅.中国古地图上的黄河[J].黑龙江史志,2009(10):28-28.正黄河是我国第二条万里巨川,源远流长,历史悠久,黄河流域在100多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活动,是我国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黄河与华夏几千年的文明史密切相关,

DOI

[ Cao Y F, Zhang J Y.The yellow river in the old maps in China[J]. History Chronicle in Heilongjiang, 2009,10:28-28. ]

[2]
孙果清. 石刻《黄河图说》[J].地图,2006(5):112-112.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以泥沙多、河水浑浊而闻名于世。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海拔4500米的约古宗列盆地。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九省（区）。在山东垦利奔注入海，全长5464公里。明朝时期， 黄河流经江苏省入黄海。

[ Sun G Q. The Yellow River tushuo[J]. Map, 2006(5):112-112. ]

[3]
李孝聪. 黄淮运的河工舆图及其科学价值[J].水利学报,2008,39(8):947-954.本文在研究了中国水利舆图的源流,以及收藏于国外重要图书馆传世 水利舆图的基础上,以黄河、运河河工图为例,阐述了以水利为主题的中国传统舆图所具有的系统性、传承性和应用性.指出它们不仅描绘出历代治理河渠水利工程 的空间形态,体现了历代政权的水政管理制度,而且还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时期的自然与人文地理信息,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和艺术鉴赏价值.

DOI

[ Li X C.Scientific significance of ancient maps of Yellow River and and Grand Canal for water conservancy in China[J]. Journal of Water Conservancy, 2008,39(8):947-954. ]

[4]
李孝聪. 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J].读书,1997(7):28.

[ Li X C.Reve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map[J]. Read, 1997,7:28. ]

[5]
成一农. 对 “计里画方” 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中地位的重新评价[J].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二辑)——明代国家与社会研究专辑,2014,12.正"计里画方"是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一种传统的绘图方法,目前除了绘制于宋代的《禹迹图》外,其余使用这种方法绘制的地图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以往的研究认为使用这种方法能将地图绘制得更为准确,并给予这一方法和使用这种方法绘制的地图以极高的评价,如李约瑟就将中国的"矩形网格"(即"计里画方")与西方的经纬方格相比照①,王庸则将"计里画方"

[ Cheng Y N.A reevaluation of the status of the "Jilihuafa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p drawing[J]. Study on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2014,12. ]

[6]
孙果清. 初探中国古代地图的类型及风格[J].地图,1998(1):8-8.传世至今的中国古代地图的数量与古籍相比，仅仅是千分之一。其中的小部分散存在各省、市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及国外一些国家或私人手中；而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代地图的数量及珍品之多，居全国之首，为研究地图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地图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少的

[ Sun G Q.On the types and styles of ancient Chinese map[J]. Map,1998,1:8-8. ]

[7]
张春海. 古地图研究焕发新生命[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 Zhang C H.New life of the ancient map research[J]. China Social Sciences, 2014 ]

[8]
蔡峰. 城市地图下的城市[D].上海:同济大学,2008.

[ Cai F.City under the city map[D].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2008. ]

[9]
奚雪松,秦建明,俞孔坚.历史舆图与现代空间信息技术在大运河遗产判别中的运用——以大运河明清清口枢纽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0.29(5):123-131.对运河遗产进行判别与登录,是大运河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对运 河遗产基本特征与演变规律的揭示,则是深入认识运河遗产的根本要求.历史舆图直观地反映了古代运河及其沿河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对研究各历史时期的运河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历史时代的限制,历史舆图在表达位置、距离、形状等地理空间要素时准确性较差,给大运河遗产的判别工作带来了困难.历史舆图与 现代空间信息技术结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通过"舆图新绘"的方式对区域时空演变过程进行复原,从而直观地揭示出运河遗产的本质特征与演变规律,为 运河遗产判别提供依据.并且,同步集成的历史地理信息与现状遗存信息数据库也为运河遗产的评估、保护与管理等后续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工作平台与数据基础.

DOI

[ Xi X S, Qin J M, Yu K J.The use of historical maps and technology of modern spatial information in distinguishing the heritage of the Grand Canal[J]. Reg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0,29(5):123-131. ]

[10]
范德. 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M].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 Fan D.Map of China in the Ming Dynasty: local chronicles of the Ming Dynasty[M]. The review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Tian Jin: Tianjin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0. ]

[11]
葛文玲. 明代治河类著述略说[J].图书与情报,2007(2):107-110.终明一代,由于黄河河患接连不 断,从统治者到普通士人对黄河河患的防护和治理都非常重视,在此影响下,出现了大量有关治河的著述。这些著述的产生还与国家职能的行使、学术的内在发展有 密切联系。编撰形式灵活多样,记载内容详细,并反映了丰富的治河理论,对当时及以后的治河活动具有历史借鉴和理论指导意义,体现了明代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的 基本特点。

DOI

[ Ge W L.Works on the river in the Ming Dynasty[J]. Books and Information, 2007,2:107-110. ]

[12]
葛兆光. 古舆图别解——读明代方志地图的感想三则[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3):4-8.一、目中无“人”。关于古代中国城镇的风景，目前留下来的资料中，文字多而图像少，常常要信赖《清明上河图》之类的画卷去遥想古代市民生活，不免让人喟叹“文献不足征”，所以凡是遇到有关古代城市的图像，我总是很有兴趣。

[ Ge Z G.The ancient maps- Thinking of reading chronicles maps of Ming Dynasty[J].Chinese Classics and Culture, 2004,3:4-8. ]

[13]
和世开,肖城龙.舆图数据的整理与编目—关于《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一卷·古地图》资料著录的思考[J].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2014,37(9):187-189.在国家大力建设数字化图书馆的背景下，笔者在《重庆历史地图集》编制过程中，总结了一套关于地方舆图整理与编目的思路，提高了实际工作的效率，并为其他城市在类似项目中提供借鉴，同时为以后建设城市变迁资料数据库打下基础。

DOI

[ He S K, Xiao C L.Arrangement and catalogue of map data[J]. Mapping and Spati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2014,37(9):187-189. ]

[14]
胡强,陈合爱,刘成林,等.集成古地图与多源空间数据的清口河道演变研究[J].江西水利科技,2008,34(3):157-160.利用清代古地图和现代地理空间数据,结合文献研究与野外实地考察,研究了京杭大运河演变最为剧烈的河段——清口地区300多年以来河道演变的过程.研究表明,清代清口地区河道演变具有重复性,经综合整治后,近年来河道已趋于稳定.

DOI

[ Hu Q, Chen H A, Liu C L.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river channel of the integrated ancient map and the multi-source spatial data[J]. Water Conservancy S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Jiangxi, 2008,34(3):157-160. ]

[15]
李国庆. 水道寻往[J].世界知识,2007(11):66-66.

[ Li Q Q.Channel search[J]. World knowledge, 2007,11:66-66. ]

[16]
李孝聪. 古地图史料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J].中国名城,2008(2):18.通过考古发掘和古代运河舆图可 以清晰地了解运河曾经是何种形态,作为整体保护的历史遗址和建筑物究竟有哪些。运河图上反映的信息不仅是不可或缺的,更是独一无二、不易替代的历史文献; 通过阅读古代舆图,我们可以了解明清运河及其水利工程的形态,运河沿岸的环境,获得城市的变迁与人文景观等重要的历史信息。对于宣传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利用,推动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促进中外运河暨名城保护经验的相互交流与借鉴,都大有裨益。

[ Li X C.Ancient maps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Grand Canal.[J].China Famous City, 2008,2:018. ]

[17]
李占荣. 《中华舆图志》——揭开古地图的传承[J].地图,2011(5):130-131.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科学的决策往往需要参考历史资料，古地图因为同时承载了历史和地理信息，是当之无愧的历史见证物。

[ Li Z R.《The geographic map》[J].Map, 2011,5:130-131.]

[18]
王耀. 清代京杭大运河全图初探[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2):91-108.本文将收集到的国内外清代京杭大运河全圈作为史料处理,结合相关文献一一解读各幅运河图本身蕴涵的信息。在此基础上,挖掘出清代在绘制运河全图时常用的一些绘制手法,井就运河图的载体、装订形式加以分析。进而根据绘制风格等的差异,将清代运河全图的绘制划分为前期和后舰又依据用途和内容的不同,划分为运河河工图、漕运图、运河泉源圈和运河景观图四种。作者试图通过分析论证,挖掘出地图的史料价值,找到一个利用地图学视角观察社会历史景观的路径。

[ Wang Y.The Grand Canal map of the Qing Dynasty[J]. The Imperial Palace Museum, 2008,2:91-108. ]

[19]
王庸. 中国地图史纲[M].北京:三联书店,1958.

[ Wang Y.Map of Chinese[M].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1958. ]

[20]
席会东. 台北故宫藏雍正《豫东黄河全图》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26(3):126-135.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黄河河患 中心从江南段向其上游的河南段推移,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几任河臣均把治河重点放在河南段。河患中心的转移和治河重心的变化推动了雍正年间河政管理制度的 改革,实现了江南黄河、豫东(河南、山东)黄河的分治。雍正二年至八年(1724-1730年)间,先后担任副总河和河东河道总督的嵇曾筠在河南推行以开 挖引河、裁弯取直为主要方式的治河方略,先后绘制、呈奏过多幅类型多样的豫东黄河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豫东黄河全图》就可能是其中仅存的一幅。绘成 于雍正六年(1728年)左右的《豫东黄河全图》描绘了雍正四年至六年(1726-1728年)间河南、山东段黄河的河势及两岸险工、堤防埽坝情形,反映 了雍正年间河患中心转移、河道总督分治、嵇曾筠治理河南黄河的史实以及雍正朝的黄河图绘制机制,在清代河政史、水利史和地图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 Qi H D.Studies on "the Yellow River map" in the imperial palace of Tibetan[J]. Geographical sciences in China, 2011,26(3):126-135. ]

[21]
席会东. 欧洲所藏清代《南河图》研究[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7):118-126.描绘江南黄河、运河两河河道及 其水利工程的《南河图》是乾嘉道时期最重要的水利图之一。流散到欧洲的几幅彩绘本《南河图》直观地反映了乾嘉道时期江南黄河,尤其是尾闾河段的工程形态与 变迁轨迹,反映了这一时期江南河道总督以开挖引河、裁弯取直为主要手段的河道治理方略,在清代地图史、水利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 Xi H D.Research on “Nan he map” of the Qing Dynasty[J]. National Museum Journal of China, 2011,7:118-126. ]

[22]
席会东. 海外藏康熙《黄运两河全图》研究[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3(10):79-88.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奎章阁和巴黎 法国国家图书馆分别藏有一幅不具年代和作者、内容相似的《黄运两河全图》。两图在内容上描绘了康熙中期的黄、运两河大势,突出表现了江南黄河尾闾河段和里 下河段运河的水利工程,反映了康熙中期河督董安国的治河情形,补全了国内所藏康熙朝河渠水利图的缺环。形式上则继承了明代和清初将黄、运两河绘于一图之中 的模式,反映了康熙朝河渠水利图的多样性,在清代地图史、水利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 Xi H D. Research on Huang Yun he hu map[J]. National Museum Journal of China, 2013(10):79-88. ]

[23]
席会东.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豫东黄河全图》与乾隆朝河南河患治理[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3(4):142-146.黄河图在清代河患治理和河政运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乾隆中期，河南段黄河出现严重河患，河臣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治理黄河，绘制呈奏黄河图，向乾隆帝、朝臣汇报河务信息，并为清廷进行黄河河政决策提供依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彩绘本《豫东黄河全图》是乾隆中期河南黄河河患治理情形的集中体现，直观反映了清代黄河的管理制度和治理方略，表现了清代的河政运作和文书流转方式，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DOI

[ Xi H D.River treatment of Qianlong and Yu Dong Huanghe map[J].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2013,43(4):142-146. ]

[24]
席会东. 晚清黄河改道与河政变革——以“黄河改道图”的绘制运用为中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3):142-150.咸丰五年的铜瓦厢决口和黄河大 改道引发了晚清黄河河政管理体制的变革,河道总督的权力逐渐削弱,山东巡抚开始在山东河患治理中起到主导作用,晚清国内外政局和地域官僚集团利益的纠葛延 误了黄河河患的治理进度。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收藏有几幅黄河改道图,分别描绘了晚清黄河改道穿运的情形,是了解晚清黄河改道和河政运作的第 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 Xi H D. The diversion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change of river regimein late Qing Dynasty[J]. History and Geography sciences in China, 2013(3):142-150. ]

[25]
席会东.河图,河患与河臣—台北故宫藏于成龙《江南黄河图》与康熙中期河政[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4):130-138.

[ Xi H D. River map, river disaster and minister[J]. History and Geography sciences in China, 2013(4):130-138. ]

[26]
席会东. 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

[ Xi H D.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map[M]. Beijing. China Map Publishing House, 2013. ]

[27]
席会东. 寰宇大观—欧洲近代第一部百科全书地图集[J].地图,2014(3):132-133.

[ Xi H D. The grand[J]. Map, 2014(3):132-133. ]

[28]
叶舟. 民国《江南水利志》研究[J].江苏地方志,2006(2):25-27.一、 引言江南,是一个内涵非常宽泛的地域概念。《江南水利志》中的“江南”,根据《江南水利志》叙例所言,“对江北而言”,指今天的上海和江苏省长江以南地 区。这里河港纵横、水域广阔,有利于发展灌溉、航运和渔业,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但是

[ Ye Z.Study on the "Jiangnan Water Conservancy anna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J]. Jiangsu Local Chronicles, 2006,2:25-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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