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Science >

2025 , Vol. 27 >Issue 1: 100 - 115

DOI: https://doi.org/10.12082/dqxxkx.2025.240624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ies and the Civilianiz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dvances in Qualitative GIS Research

  • WANG Yuan ,
  • ZHAO Zhenbin
Expand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ZHAO Zhenbin,

Received date: 2024-11-11

  Revised date: 2025-01-01

  Online published: 2025-01-23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201245)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71227)

The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of Shaanxi Provi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2023-YBSF-029)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Shaanxi Province, China(2024J012)

Fold

Abstract

[Significance] The social-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geography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GIS technolog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ain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s. However, in practice, there are often insurmountable disciplinary barriers between the two fields, such as divergences betwee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subjective versus objective perspective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e Western geography community has developed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known as qualitative GIS, that effectively bridges these disciplinary conflicts.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qualitative GIS, aiming to provide new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for socio-cultural research in Chinese geographical studies and to promote deeper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disciplines. [Progress] Qualitative GIS originates from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radit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corporates the methodological concepts of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nd mixed-methods research. On one hand, qualitative GIS emphasizes the democratiz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ncourag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its production and use. On the other hand, it seeks methodological breakthroughs to enhance GIS's ability to process qualitative data, foster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phenomena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Prospect]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rends of qualitative GIS, this paper makes the following predictions for its future: (i) a shift from absolute space to relational space at the level of spatial epistemology; (ii) improved accommodation of diverse data types; (iii) exploration of the capacity for batch processing of qualitative data using AI technology; (iv) achieving a balance between research efficiency and participants' engagemen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with in-depth fieldwork; and (v) the development of a standardized technological framework for qualitative GIS.

Key words： qualitative GIS; PPGIS; mixed methods; participatory research; qualitative research; spatial analysis

Cite this article

WANG Yuan , ZHAO Zhenbin .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ies and the Civilianiz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dvances in Qualitative GIS Research[J].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25 , 27(1) : 100 -115 . DOI: 10.12082/dqxxkx.2025.240624

1 引言

地理信息科学（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GIScience）作为当今地理学学科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关注地理信息的形成、传递和转换规律，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的运行规律[1]。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GIS的社会影响力及学术影响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在社会领域，各种地理信息平台/服务为地方管理者提供了必要的决策支持，也密切地影响着公众的日常生活；在学术领域， GIS已经成为人们认识空间现象的一种主要学科视角和方法论途径，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正在持续拓宽。自20世纪70年代的地理学社会-文化转向以来，空间中的社会文化现象及其模式愈发受到重视[2]。在多学科融合发展的趋势下，如何通过GIS的学科视角和技术方法展开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成为值得关注的话题。然而，该融合过程始终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尤其对于基于质性方法的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传统上的GIS通常被视为基于定量方法的实证主义研究，以揭示客观科学规律为最终目标[3]，然而社会文化地理是一门包含多种哲学基础的学科，在GIS推进实证主义地理学取得卓越成绩的同时，也引发了其他学派的质疑与担忧[4]。此外，质性研究的数据多为较原始的描述性资料，具有非结构化的特点[5]，因此较难与一个已经设计完备的规范性GIS技术框架相契合。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二者的深入结合变得困难重重，亟需开辟GIS的更多可能性，使其能够适应多样化的研究范式。
随着上述的学科融合问题愈发凸显，将定性知识整合到GIS中的需求也不断增长，这在西方地理学界引发了一系列批判性反思与实践探索，继而推动了质性地理信息系统(Qualitative GIS)的形成与发展。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2个方面：一方面主要通过公众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Public Participation GIS， PPGIS)或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Participatory GIS)等方式在研究中纳入地方知识，从而确保公众利益的空间表达[6]；另一方面在GIS与定性方法的结合方式上做出努力，探索基于混合方法的研究设计[7-8]。目前GIS在国内地理学界仍以定量研究为主，有关质性GIS的讨论较少，总体上尚处引介阶段[9-10]。本文梳理了国内外质性GIS领域的相关概念、方法和研究案例，期望有助于引起更多关注，并推动国内GIS技术适用更广泛的研究主题，扩展社会文化地理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2 质性GIS的学术背景

20 世纪60年代的“计量革命”推动了实证主义方法论在地理学界的广泛流行，提倡使用数理统计方法揭示地理现象的一般规律并预测其变化趋势[11]。计算机技术的引入使地理现象或地理实体的数字化成为可能，某种程度上为定量地理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研究工具。随着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各行各业的地理信息呈爆炸式增长，为地理信息科学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机遇。在20世纪80至90年代， GIS凭借其严谨的科学性和实用的技术性被部分学者寄予重振地理学学科地位的厚望，甚至出现了通过GIS统一地理学研究范式的主张，以应对当时地理学技术性薄弱、学科碎片化等问题[4,12]。这一现象很快引起了来自社会文化地理学界的批判学者的警惕，继而在双方间演变成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论[13]，推动了批判GIS(Critical GIS)领域的形成。该领域强调对传统GIS技术的批判性反思，主要关注2个方面： ① 对其实证主义假设的质疑； ② 关于知识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担忧[4,7,12]。
实证主义认识论假设是GIS批判运动一个关注重点。在批判学者看来， GIS与计量地理学之间存在认识论上的继承关系。他们开始质疑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视角，呼吁人们正视社会情境对研究立场的影响，警惕研究者的“偏见”和“前设”，即使是用于空间分析的数据、算法等也难以真正脱离设计者或使用者的主观认知滤镜[14-15]。上述观点使GIS被划分到了定量研究的阵营，与定性研究相对立。这种二分思维加深了来自不同方法论背景的地理学者之间的分歧，在学科内部形成了“社会-文化”和“空间-分析”地理学(social-cultural and spatial-analytical)的二元对立局面[16-17]。Taylor[18]认为GIS将关注重点放在“信息”上，是对知识性问题的抛弃，即从关注“知识”向关注“信息”的退化。
此次批判运动的另一个关注重点是内嵌于GIS中的权利关系。批判者认为传统的GIS研究主要由权力机构主导，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许多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复杂现实[19-20]。在访问权限方面，GIS平台或软件由政府、企业等大型组织根据自身需求资助并开发，具有较高的经济和技术门槛，普通公众无法掌握使用或访问权，只能作为被管理、被分析的对象参与其中[4,21]。在数据来源方面，用于空间分析的GIS数据大多由官方部门提供，这种自上而下的数据生产模式很容易忽视当地居民的空间利益诉求，而且GIS的推广逐渐促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将“地理信息”的定义局限在已有GIS工具的可控范围内，导致那些不符合专业软件运行逻辑的信息（如地方知识）受到边缘化[4,21]。在地图制图方面，有地图学者指出“地图建构世界，而非复制世界”[22]。Mark Monmonier[23]将地图比作一种特殊的“文本”，可能会在“字里行间”携带作者的主观立场，如Brian Harley[23]发现地图审查工作会以制图默许(Cartographic silences)的方式达到宣传社会价值的目的。
综上所述，由于研究中的主观因素难以完全避免，而且技术方法中的潜在权力关系也愈发受到关注，因此传统GIS无从达到绝对的价值中立视角，并被批判者们认定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技术官僚”，而地图也不再仅仅是地理世界的客观再现[24]。在此背景下，许多GIS领域的学者也开始了对本学科的反思，关注空间数据生产、分析和呈现过程中的社会文化情境[25]。

3 质性GIS的发展历程与创新实践

3.1 质性GIS概念模型的形成

为应对传统空间分析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GIS学者和批判学者开始携手探索GIS与社会文化地理的结合路径。参与式研究和混合方法研究为该过程提供了重要启示，共同奠定了质性GIS的方法基础。
参与式研究最早起源于行动研究，其核心思想在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态度转变，即一项研究应该由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推动，而非由前者单方面主导并将一些预设的观念强加于后者[26]。此外，参与式研究以服务当地居民为首要目的，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将参与式研究的思想被引入GIS技术的应用，用于回应传统GIS中权力关系不平衡的潜在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 MMR)作为继定量和定性之后的第三种研究范式被提出[14]，强调在一项研究中同时使用定性、定量的方法或数据[27]，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二者互不相容的二元思维。与单一方法相比，此类研究可以实现不同方法的优势互补和交叉验证，有利于从更全面的视角认识社会文化现象并发现新问题[27]。根据混合方法研究的特征，部分GIS学者将质性分析、计量分析与空间分析相结合，拓展了GIS研究的方法边界。
在参与式研究和混合方法研究的影响下，质性GIS的概念逐渐发展成熟（图1），即一种融合质性分析与GIS空间分析的跨学科混合研究方法，强调通过地方参与，以自下而上的视角理解本土知识的属性与空间特征。根据关注重点和应用场景的差异，质性GIS又可细分为公众参与式GIS和基于混合方法的GIS（以下简称“混合性地理信息系统”或“混合性GIS”）2个领域。公众参与式GIS更注重公众参与在管理层面的实践意义，旨在通过广泛获取公众意见推动民主化空间治理，其实施重点在于参与环节的设计，包括所选参与者的代表性、参与过程对非专业人士的友好程度等。混合性GIS则更强调混合方法的学术意义，旨在通过多元化的方法视角解读人文现象，推动理论生产和问题揭示，其实施重点在于不同数据的整合与呈现，研究者需要通过跨学科的方法对质性数据进行空间定位。
图1 质性GIS概念模型及形成过程

Fig. 1 The conceptual model and formation process of Qualitative GIS

3.2 质性GIS的技术演进过程

本节对质性GIS的发展过程及其相关概念、方法进行了梳理（图2）。围绕质性研究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的目的，学者们主要从数据收集、存储、处理、分析与表达等GIS技术框架的各个部分尝试突破。
图2 质性GIS的相关概念演进

Fig. 2 The evolution of concepts related to Qualitative GIS

在质性GIS的演进过程中，公众参与式GIS被认为是针对数据获取方面的早期探索[3]。最初的公众参与式GIS研究通过现场问卷、访谈等方法纳入地方知识和主观感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公众参与研究的物理空间约束得以解除，针对特定主题的参与式在线填图平台相继出现，提高了数据收集的效率；近年来地理大数据的发展推动了GIS行业由专家主导向大众参与的转型，如开放街道地图（OSM）等地图平台以网络标报的形式将多种地理信息的生产、编辑和解释权赋予广大群众，使研究的参与人数和数据量得到空前的提升。总之，公众参与式GIS在数据收集途径和数据内容上呈现多样化、自动化和规模化的趋势：一方面，数据媒介逐渐由纸质地图向线上制图平台演变；另一方面，空间位置的呈现方式从单纯的坐标信息转向非直观的潜在位置信息的形式（如文本中的地名）。
随后，有研究者在数据处理与分析阶段尝试混合方法开发，如地理叙事分析、扎根可视化分析等。涉及情感、意义、价值和态度等主观信息的数据往往没有预定格式，表现形式丰富而复杂。为了使质性数据满足GIS分析框架的要求，需要对其进行内容提炼和格式转换。扎根理论、主题分析等质性分析方法被用于将数据条理化和规范化。此外，也出现了GIS软件中质性分析模块的开发与应用[28]，为质性分析与空间分析的融合提供支持。在结果呈现方面，新的制图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尝试，通过突破静态绝对空间对地图形式的局限，制图者得以使社会文化现象的空间特征得到更加值观、真实的视觉呈现。如用于文学地理研究的制图专题变形（thematic distortion）[29]、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的三维时空叙事地图[28]等。
总体而言，质性GIS的发展呈现出由质性数据融入现有GIS技术，到GIS特定功能的创新开发，再到可能的GIS技术框架重构的发展趋势。接下来的2个小节中分别回顾了基于公众参与式GIS和混合性GIS这2个质性GIS子领域的具体发展过程。

3.3 参与式研究的引入：促进地方赋权

关于社会公平问题的追问唤起了地理信息技术民主化的需求，1996年的美国国家地理信息与分析中心（NCGIA）会议中将参与式研究的思想引入GIS领域，提出公众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PPGIS”）的概念，旨在使用空间技术鼓励公共空间建设中的公众参与，在地理数据收集、分析和制图过程中纳入公众的空间观点，从而实现地方赋权，体现公正性[6,30]。
PPGIS研究最初主要以结构化问卷的形式向公众征集地理信息，如通过纸质地图配合调查问卷在现场收集空间使用者的景观价值[31]、开发态度[32]等。随着空间尺度和参与规模的扩大， PPGIS在空间规划中的潜力开始受到重视，如Talen[33]主张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使用GIS，将其作为在参与式规划中获取地方知识和交流居民想法的空间语言工具，提出“自下而上GIS”（Bottom-Up GIS， BUGIS）的方法。互联网的普及为公众意见的汇总创造了便利，Kahila等[34]提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PPGIS方法——“软”GIS（SoftGIS），旨在通过用户友好型的参与式制图平台，支持居民交流地方经验。随后该团队开发了一种名为“Maptionnaire”的在线服务平台，这是一种“允许任何人使用编辑工具创建、发布和分析的基于地图的问卷”[35]，研究者可以通过该平台为参与者设计绘图任务，也可以在绘制动作完成后追加问题弹窗。与此类似，波兰学者Jankowski等[24]开发了一种基于交互式地图的“地理问卷”（Geo-questionnaire），将地图与问卷问题结合，可用于了解开发过程中公众对土地分配的偏好和态度。在Web 2.0时代，内置GPS的智能手机降低了非专业人士参与空间数据生产的门槛，为“地理众包”（Geo-crowdsourcing）创造了条件，普通公民可以低成本地产生自发地理信息（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VGI）[10,36]。尽管部分PPGIS研究倾向于对地方知识做结构化或量化处理[37]（如将其简化为若干研究者预设的题项），看似带有实证主义定量研究的影子，但究其根本地方知识的本质仍是属于基于主观认识的质性知识。且从整体研究框架上看，参与式地理研究的核心在于自下而上的知识生产路径，体现了质性研究的建构性思维。因此尽管可能存在定量的成分，但PPGIS研究的出发点其实是质性的，或者说至少是二者相结合的。
总体而言，PPGIS研究侧重在地理数据生产方面促进研究主体的转换，鼓励当地居民通过积极参与，从被动的“研究对象”转变为主动的信息提供者和知识分享者。而且在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参与者规模也正在逐渐扩大，呈现出与大数据接轨的发展趋势。因此， PPGIS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未经专业训练的普通人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加入数据生产者的行列，地方群众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也将得以增强。

3.4 混合方法研究范式：弥合“质”与“量”的鸿沟

受混合方法研究的启发，部分女性主义地理学者率先将GIS与其假定的定量根源解耦，构想了该技术与质性方法结合的可能性[38⇓-40]。Kwan[16,41]提出“混合地理学”的概念，旨在缓解方法论分歧带来的地理学学科极化； Pavlovskaya[19]反对将定性和定量方法视为2个独立的“工具箱”，指出GIS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定量方法或定性方法，其性质应视具体研究需求而定。混合性GIS研究通常不会停留于对地理现象的描述性表示，而是追求进一步阐明其社会构建过程，捕捉人地互动背后的复杂社会文化意涵[42-43]。
早期的混合性GIS探索主要着力于质性数据的引入及空间表示。如将文本、语音和照片等各种质性材料以超链接的形式在地图中展示，形成混合媒体地理信息系统(Multimedia GIS)[7,42]； Schuurman[7]指出GIS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具有情境依赖性，但编码入库的过程往往剔除了数据的社会背景，因此她建议通过元数据记录GIS数据收集和生产的社会情境信息； Matthews[44]提出一种将GIS与民族志数据结合的地理民族志方法(Geo-ethnography)，将地理空间与个人生活经历叠合，实现质性信息的空间定位，有助于在时空尺度上理解个体与其生活环境的互动过程。上述方法通常不对质性材料进行专门处理，而是直接将其初始内容与地图中的空间位置相关联。因此受数据格式的限制，后续分析过程只能支持基于制图结果的表层描述性分析。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开始尝试在数据分析阶段混合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为研究问题提供深入解释。Knigge[45]归纳了GIS可视化与扎根理论的共同点，将二者结合提出“扎根可视化”（Grounded visualization）分析方法，通过交替使用GIS可视化与扎根理论方法，在反复迭代、递归的探索性分析中形成对现象的丰富理解。为更好地应对当代城市研究的复杂性， Adelfio[46]提出一种综合多层知识的自适应、迭代性混合方法框架——“GISualization”，该框架包含从定量到定性逐渐过渡的五个数据层，并通过混合方法形成跨学科知识集成。该阶段的混合性GIS引入了社会科学领域的质性数据分析方法，其分析结果用于空间分析或制图，而地图中体现出的空间格局或分布规律又将引导研究者再次返回质性材料中寻求解释，在如此循环往复中层层推进，直到现象的深层机制被揭示，体现了跨学科的方法互补。在上述研究中，质性分析和空间分析的部分通常在不同的专业软件中独立进行，随后各自的分析结果被整合在一个综合性研究框架中[42]，整个过程对研究者的跨学科知识技能要求较高。
为确保研究的连贯性和整体性，一些适用定性分析的GIS工具陆续出现。Kwan等[28]在一般叙事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地理叙事分析(Geo-narrative)，并将质性数据分析软件的部分功能与GIS结合，开发出一种支持质性材料时空编码的GIS插件，即三维可视化查询地理信息系统(3D-VQGIS)。Curtis等[47]在地理叙事的基础上提出空间视频地理叙事分析（Spatial Video Geo-narratives， SVG），用空间视频记录受访者在环境刺激下的叙事内容，随后通过空间编码关联地方知识与现实景观。为支持SVG的有效实行， Curtis等[48]开发了软件“Wordmapper”，实现了叙事文本与GPS轨迹匹配、文本主题划分、关键词查询以及地图可视化等功能。 Mennis等[49]开发了一个交互式定性活动空间可视化系统（Qualitative Activity space data Viewer， QAV），并设计了一套刻画个体定性活动空间的制图符号和交互式查询界面。尽管目前学界尚无通用的混合性GIS研究工具，但上述软件或平台的开发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有助于降低混合方法研究的操作难度，推动数据分析的标准化过程。

4 质性GIS的研究领域

4.1 质性GIS的应用概况

随着质性GIS方法的进步，其应用领域也愈发广泛。为了厘清质性GIS的整体研究现状、识别热点话题，本文进行了文献计量研究。通过在Web of Science英文数据库中以“qualitative GIS”、“PPGIS”、“public participation GIS”为关键词对截至2024年11月30日的英文文献进行检索，经筛选后共获得 1 104篇相关文献用于后续分析。本文采用VOSviewer软件探索质性GIS的研究概况。VOSviewer是一款的文献计量软件，可用来生成并可视化文献贡献网络，还可以通过聚类算法将文献关键词划分类别，从而发现某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该软件生成的关键词贡献网络图及聚类结果如图3所示，共生成了3个聚类话题。其中，蓝色聚类中的核心关键词为“规划”（planning），涉及“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公众”（public）等群众参与者，以及“偏好”（preference）、“冲突”（conflict）等体现群体态度的关键词，因此该聚类表示的研究领域与公众参与下的空间规划有关。绿色聚类中的核心关键词为“评估”（assessment和evaluation），还包含“森林”（forest）、“土地”（land）、“河流”（river）等与自然资源相关的要素以及“滑坡”（landslide）、“风险”（risk）等与自然灾害相关的要素，表示该聚类表示的研究领域与自然资源环境评估或治理有关。红色聚类的核心关键词涉及“地方”（place）、“体验”（experience）、“感知”（perception）等个体主观感受和“社区”（community）、“邻里”（neighborhood）、“家”（home）等日常生活空间，此外还包括“居民”（resident）、“学生”（student）、“儿童”（child）等特定社会群体以及“健康”（health）等与生活福祉相关的要素，说明该聚类表示的研究领域主要关注人们在日常生活空间中的主观感受与利益福祉。
图3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Fig. 3 Network diagram of keyword co-occurrence

根据上述计量分析结果结合对相关文献的阅读，质性GIS的主要研究领域可以划分为基于公众参与的城乡规划、基于地方知识的资源环境管理以及基于空间可视化的社会关怀3个方面。下文将分别对这3个领域的研究内容展开详细论述。

4.2 基于公众参与的城乡规划

参与式规划是指在社区居民、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下，对一个社区未来发展的系统性设想与安排[50]，致力于在不同群体间围绕某一地区的未来发展方向达成共识。一方面，参与过程推动空间使用者的期望向上传达，促进了空间决策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也为空间治理提供了多元观点，有助于避免社会冲突。质性GIS为参与式规划提供了便利的方法或平台，支持多方利益的空间表达。

4.2.1 协商式城市规划

协商规划(negotiate planning)强调规划师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其成果反映各方群体的综合利益[51]。在协商规划中，规划师扮演引导多方协作的组织者角色，使不同观点得到调解与整合，质性GIS可为该过程提供方法支持。
充分了解城市居民的环境感知是打造宜居城市的重要前提，参与式制图有助于主观感知在空间中的定位。如墨西哥蒂华纳的一项社区制图项目聚焦环境正义问题，通过访谈、GPS标注等方式调查了当地居民面临的环境风险，为城市规划的优先事项制定提供参考[52]。基于互联网的PPGIS平台便于规划者接触到广大群众，在城市规划中体现出较大潜力，如Mansournia等[53]开发了一款用于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的调查工具“Playscape-mapper”，可以收集儿童日常户外游戏空间的分布、到访频率、活动类型等信息，实现城市中游戏景观质量的定量评价。
上述方法同样适用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如在可持续性交通规划中[54]，规划者可以通过在线制图平台收集公共交通使用者的换乘站点位置偏好、满意度等信息，继而根据公众意见调整规划草案。Pietrzyk-Kaszyńska等[55]采用网络地理问卷调查了城市居民的绿地使用与价值感知，发现许多未被政府明确划归管理的非正式绿地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承载了情感、文化等超出传统绿地价值范畴的感知价值，据此提出了非正式绿地的规划管理问题。网络化PPGIS与网络数据挖掘相比，具有更高的针对性和互动性，可以更直接地聚焦到具体的规划项目或特定服务设施。

4.2.2 乡村旅游开发的利益协调

乡村旅游规划往往涉及原住民、游客等多方利益相关者，他们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可能存在利益冲突[56]，参与式研究提供了理解这些复杂冲突的有效途径。
在多群体互动的情境下，不同群体对同一空间使用偏好的差异指示了潜在的空间竞争。Brown 和Weber[57]通过PPGIS绘制当地居民和游客的旅游开发偏好，以此识别潜在冲突区域，研究结果可用于旅游地开发的决策支持。有国内学者将此类研究方法用于旅游社区研究，如褚玉杰等[58]通过参与式制图与半结构化访谈，根据西安汤峪镇当地居民、度假购房业主和游客3类群体的旅游开发态度差异推算冲突倾向的空间格局；陈诚等[59]对甘南郎木寺镇藏族居民、回族居民、游客和经营者四类群体的景观价值分布进行调查，构建了乡村旅游社区的社会景观敏感度模型，通过景观价值的重叠情况分析人们对不同地方的竞争程度。
当地居民内部也可能因各方面差异而持有不同的态度。Raymond和Brown[32]分别使用传统问卷和空间制图调查了澳大利亚奥特威地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态度，传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旅游开发获得了当地居民的一致支持，而空间制图结果则显示居民的态度与他们自身的居住地点存在空间依赖特征。与此类似， Li等[60]通过参与式制图调查了旅游古镇居民的隐性冲突体验，发现不同居住区的居民可能会由于相对剥夺感而产生差异性的冲突体验，具体体现为感知冲突的属性差异和空间分布差异。Lechner等[61]对马来西亚刁曼岛居民进行PPGIS调查，通过主成分分析发现年龄、收入、居住时长等因素会导致居民对当地旅游业和捕鱼业的态度差异。上述研究说明参与式制图法可以从空间上为旅游规划者了解原住民的开发态度提供新的洞察力。

4.3 基于地方知识的资源环境管理

地方知识在资源环境管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对专家知识的重要补充。地方知识指本地居民关于实践和决策的知识体系[61]。能否有效利用地方知识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其收集起来并转译成能被管理者解读的信息[62]，质性GIS可以成为整合专家知识和地方知识的桥梁。

4.3.1 地方自然资产评估

自然资产是指直接或间接为人类创造价值、利益的自然要素[63]，自然资产评估是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要工作之一。当地居民作为自然资产的主要使用者，在日常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地方知识，有潜力成为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要信息来源。Morse等[64]通过PPGIS方法调查美国墨西哥湾海岸居民感知的生态系统服务、景观价值和发展偏好，并评估了不同自然资产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可能性。 Pedregal等[65]设计了一种针对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水资源冲突的参与式制图平台，旨在汇聚相关集体知识，支持当地的水资源治理，促进环境正义。Close等[62]通过基于地图的访谈获取居民的地方知识，提出了一个整合官方数据和地方知识的渔业管理规程。
传统的自然资源调查主要关注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等物质性资产，对美学、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关注较少。参与式制图方法在评价自然资源的社会文化价值方面具有显著优势。Bryan等[66]借鉴生态学的空间指标，结合56名社区居民绘制的自然资产地图，评估了澳大利亚墨累-达令盆地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社会价值。Greg[67]基于11项PPGIS研究的数据，分析了土地覆盖状况与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之间的空间关系。Scully-Engelmeyer等[68]使用PPGIS价值制图，从社区层面识别出俄勒冈州沿海资源和沿海保护区的利用价值与感知价值，结果表明沿海居民的价值取向集中在自己的居住地，而内陆居民的价值点则倾向于距自身居住地最近的沿海地区。张予倩等[69]结合参与式制图、半结构访谈等方法收集了四川邛海湿地保护区内居民感知的社会生态服务价值变化，探讨“三生”空间结构演变对该服务价值的影响。

4.3.2 土地利用社会适宜性评价

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即判断土地类型与利用方式的适宜度，是土地利用规划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传统的适宜性评价主要以基于环境条件的生态指标为依据，对社会要素的考虑较少。质性GIS方法可以纳入居民的社会心理要素，扩展原先客观、静态的评价维度，形成生态-社会适宜性评价框架，有助于解释土地利用开发活动可能引起的社会效应。
景观价值反映了人地互动中人对空间的主观价值判断，是一种重要的地方知识[70]。为提高景观价值衡量的可操作性、满足实际管理规划的需要，Brown等[71]设计了一套结构化的景观价值类型标准。根据这套分类标准，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受访者的分类决策实现景观价值的空间定位。如将居民景观价值的制图结果与官方划定的自然保护区范围叠加，重叠/差异区域就可以指示潜在的保护-利用冲突热点区域[31]。若社区居民的生计价值落在了保护区内，则暗示着政府自然保护活动与社区生计活动存在相互干扰；若居民认为有保护价值（如生物多样性价值、美学价值）的区域没有被纳入保护区，则说明保护区规划可能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Brown等[72]通过PPGIS调查美国国家森林公园中的12种景观价值分布，并计算了价值分布与机动车旅游线路的兼容性，对于森林公园管理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景观价值强度与土地利用偏好的空间一致性也可以表示土地利用适宜性[73]。景观价值指示了一个地方的重要程度，包含了居民的地方依恋；土地利用偏好则直接反应居民对某地未来发展的意愿。如Plieninger等[74]通过参与式制图和叙事分析将景观价值与不同产业的开发偏好做空间叠加，对法罗群岛的潜在冲突区域和土地利用适宜性进行分析。

4.3.3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

自然灾害风险区或灾区居民的风险感知对于灾害管控尤为重要。由于访谈、问卷等传统调查方法在空间维度有所欠缺，认知地图成为近年来颇具潜力的灾害研究方法，并逐渐由原始的手绘草图转型为数字地图[75]。
认知地图可以表征居民的环境感知和适应策略，为灾害风险评估及灾害防控提供支持。如有研究者关注火山灾害易发区居民的风险感知空间，绘制了基于居民感知的预估火山灰覆盖地图和岩浆侵蚀区地图[76]。部分研究将参与者的感知风险范围与实际受灾范围进行对比，如Ruin等[77]将200份驾驶员的山洪风险感知地图与交通部门的历史淹没数据相结合，识别了日常行驶路线中风险感知薄弱的危险区域； O’Neill等[78]以305名社区居民的绘图结果为主观风险感知数据，以官方部门的洪水淹没地图为客观风险数据，通过空间统计方法评估了社区居民风险感知的“准确性”。也有学者探讨专家评估与居民评估的关系，如Johnson等[79]的研究发现澳大利亚休恩河谷的沿岸居民参与绘制的森林火灾风险区与官方划定的风险区域和管辖范围不一致。
灾后损失是风险评估研究的另一切入点。如李卫江等[80]利用PGIS方法在社区尺度收集居民的洪涝灾损数据，结合概率（情景）风险分析法对特定概率下的洪水灾害风险进行了空间模拟；温家洪等[81]通过PGIS、问卷和访谈方法收集建筑损失数据，从致灾因子、脆弱性和暴露性的角度评估了指定概率下的台风风险。

4.4 基于空间可视化的社会关怀

Pavlovskaya[82]指出，计量背景、计算机基础和制图功能使GIS置于科学、技术和视觉的交汇点，这种特殊定位赋予了GIS极高的信服力。换言之，GIS的权威之处在于它能够将“科学”信息转绘为表示客观世界的视觉图像（即地图）。尽管如上文所述，地图制图的科学性已被削弱，但可视化在塑造或强化权力关系中的作用仍毋庸置疑。许多质性GIS学者已经注意到可视化对于社会边缘群体赋权的重要意义：“制图使它们出现在景观中,将它们定位在空间中，并展示它们的样子。一旦可见，它们就存在，再也不能被忽视”[83]。

4.4.1 公共服务的空间不平等

基于空间可视化的公共服务研究多集中于社区层面，关注服务供给的空间公平性、社会边缘群体的服务需求及可获得性等问题。健康公平是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话题，结合质性编码与空间可视化的混合方法有助于理解特殊群体在寻求医疗服务时面临的多重阻碍[84]，如Savige等[85]将心理健康论坛中的帖子及其发布位置作为研究数据，探讨了澳大利亚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服务可获得性； Guhlincozzi等[86]通过主题编码和空间制图研究芝加哥郊区拉丁裔女性的就医体验，分析了语言障碍对拉丁裔寻求高质量医疗服务的负面影响。社区食品环境也是健康公平的重要方面，MacNell等[87]收集了食品沙漠 ①(Food desert)家庭的访谈数据，并将食品采购距离制图可视化，研究食品沙漠家庭食品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Shannon[88]基于低收入社区居民的半结构访谈结果、GPS轨迹和食品采购日志，分析了商店特征、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居民购买活动对社区食品供应的塑造作用。
教育资源的空间失衡问题也受到质性GIS学者的关注。Dache[89]通过参与式观察研究了公共交通对高校就学机会的影响，发现不同种族居住区内公交线路的差别可能导致关于就学机会的信息差。Mayra等[90]结合访谈和学生绘制的社区资产地图(community assets map)，使用空间统计学方法和数字制图法研究了拉丁裔农村青年的受教育机会。
根据批判制图学的观点，地图是一种可以为任何人使用的表达工具，质性GIS学者将制图主题转向社会边缘群体的空间利益，为削弱地图权威、打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做出了贡献[91]。

4.4.2 特殊群体的日常生活体验

在社会边缘群体的日常生活研究中，质性分析可为个体的空间行为提供情境化解释，而空间可视化则可以使那些易被忽略的生活经验公之于众。社会边缘群体日常生活空间的可视化是此类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者通过活动轨迹划定受访者日常生活的物理空间，以质性方法获取主观体验，从而实现对研究对象日常生活空间的全面认识。老年群体随着身体功能衰退，行动能力、社交活动均受到限制，对其日常生活空间的刻画有助于社区及时给予支持和关怀。Ho等[92]收集了新加坡移民老人和非移民老人的活动轨迹，探讨了2个群体如何在公共空间中发生互动并形成各自“微公共空间”。Gao等[93]结合访谈内容和GPS轨迹研究了老年人社交活动较居住社区的空间溢出现象，发现社会服务设施布局、交通便利性等环境因素以及休闲追求、家庭关系等自身因素共同导致了老年人较高的空间流动性和社交活跃性。
社会边缘群体对日常空间的环境感知可以反映其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各方面挑战。有研究关注物理环境的干扰对日常生活体验的影响，如Kou等[94]将声音传感器、叙事材料和GPS轨迹整合为三维时空路径，分析了京郊某社区居民的噪音暴露及时空约束。社会文化方面的压力也可能影响相关群体的环境感知，如Gargiulo等[95]关注城市绿地使用的性别平等，基于深度访谈绘制了女性市民的河道走廊安全感地图，并深入分析了各方面的环境影响因素； Iwai[96]结合现象学、自然语言处理和GIS可视化方法研究国际留学生日常通勤中的环境感知，揭示了日常生活环境在留学生地方依恋与归属感建立中的作用；赵振斌等[97]聚焦拆迁居民的故土情结，结合访谈文本和参与式制图确定了汉长安城遗址申遗搬迁居民的意义空间构成与格局特征。

5 总结与展望

质性GIS诞生于不同地理学研究范式的对垒与融合，历经多年的发展，大体形成了PPGIS和混合性GIS 2个发展方向。PPGIS关注GIS技术的访问权、使用权及其服务对象，侧重推动空间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通过PPGIS方法，管理者可与广大利益相关群体携手，共同实现更加公众友好的政策制定或服务供给。混合性GIS关注方法开发，试图开辟空间分析技术在质性研究中的道路，包括质性数据在GIS中的组织策略、融合多种方法的分析框架以及定性知识的空间表示等内容。混合性GIS是对地理信息技术的批判性反思、创新性应用甚至再定义，为深入理解地理现象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总之，二者均是20世纪90年代GIS批判运动的重要成果，分别从不同角度为GIS与人文地理学的融合发展做出努力。
本文在梳理质性GIS相关概念、方法及研究案例的基础上，对其未来研究趋势做出以下展望 （图4）。地理学应该从哲学层面关注空间认识论的转向，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范式，融合多元数据和方法实现知识发现并服务于地方发展，最终实现GIS技术框架的拓展。
图4 质性GIS未来展望

Fig. 4 Future prospects for Qualitative GIS

（1）空间认识论的关系转向。随着越来越多的质性数据被尝试着纳入GIS分析框架，关于空间的认识论分歧日益凸显。传统GIS采用笛卡尔坐标系表示的绝对空间认识论，默认空间先在于社会关系，是社会活动的背景和容器；而质性研究涉及的本土知识通常将空间理解为与社会现象共同产生、相互交织的关系空间。尽管已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空间认识论分歧对方法融合的限制，并提出了如“地理想象系统”(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Systems)等基于关系空间认识论的新型GIS构想[98]，但现有的研究实践仍难以摆脱绝对空间认识论的束缚。为更好地认识本土知识， GIS首先需要在空间认识论上与之达成基本共识。对于关系空间的概念、构成、分布、形成及影响的理解，是质性GIS未来发展的认识论基础。
（2）多元化数据中的地理信息利用。地理学的社会文化转向推动了以新文化地理学为代表的学科分支对社会文化空间研究的重视，但目前该类研究的空间属性较弱，仅仅将空间作为某个社会文化现象的因素或结果加以笼统表达，欠缺充实的空间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传统空间分析所用的数据通常是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的对应组合。尽管照片、文学、游记、网络文本等数据中可能包含地理信息，但它们是埋藏于非结构化信息当中的，并非以“位置-属性值”的理想结构直接呈现。因此，此类质性数据蕴含的空间信息被人们长期忽视。质性GIS可以将社会文化分析途径与空间分析途径结合起来，有助于发现社会文化现象的空间背景及其异质性、社会文化过程及其对空间的生产机制等新知识。
（3）AI赋能的混合性GIS研究视野拓展。现有的混合性GIS研究主要依赖田野调查、质性编码等传统质性方法，研究视域多集中于社区等微观尺度。这种方法在分析深度上具有优势，但对宏观现象的探讨则仍显得相对受限。尽管大数据时代下已经涌现出海量的质性材料，然而由于分析方法的局限，这些丰富的数据资源尚未被充分应用于质性GIS研究。随着ChatGPT、BLIP-2、DALL·E-3等各种大模型的快速发展，质性数据的自动化批量处理（如质性知识、位置信息的提取）成为可能，混合性GIS开始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未来研究可借助AI技术，逐步扩展研究的数据规模和时空尺度，从而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探索社会文化地理现象的复杂机制。
（4）兼顾规模效率与参与深度的应用研究。参与式制图既是收集研究数据的过程，也是参与者表达诉求的空间实践。目前参与式GIS研究呈现出由线下到线上过渡的趋势，便利性大幅提高的同时也弱化了参与者的能动性。因此，规模效率与参与者能动性的权衡将是未来的关注重点，今后可以考虑将田野制图与网络制图结合，前者可以确保地方知识的完整性表达；后者则可以支持宏观的规划管理项目，实现对相关信息的长期追踪。在应用领域上，一方面应紧跟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等宏观发展战略，充分组织当地居民参与家园的规划与治理，例如通过网络填图平台收集城市居民对公共基础设施的空间需求、推动自然保护区居民协助当地自然资源的评估与监测工作等；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强化质性GIS在社会边缘群体研究中的优势，通过访谈、田野制图等方法，从微观视角揭示社区空间中的资源分配或个人生活体验，帮助理解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现状及应对策略。
（5）质性GIS技术框架的完善与标准化。Ho等[92]将当前质性GIS的实现途径总结为三种：以制图适应为目的的质性数据结构化；基于参与式方法的空间数据生产；基于超链接或改进软件的质性数据空间关联与表示。可以看出，目前的质性GIS研究仍是以调整质性要素来适应现有GIS技术框架为核心，这势必会使质性分析的完整性做出一定牺牲；另一方面，在质性GIS研究应如何进行的问题上，尽管许多学者均做出了不同的尝试，但尚缺少统一的学术标准和研究范式。要解决上述问题，未来亟需一种突破传统行业思维的规范化质性GIS技术框架，并在持续的实践应用中加以完善：在理论基础上，以关系空间认识论为逻辑基底；在制图方式上，以人文现象或关系的清晰表达为首要任务，而非拘泥于绝对空间中的精确位置；在地理数据结构上，应从原先略显单薄的“位置-属性值”形式拓展为更具丰富性、包容性的形式。
总之，质性GIS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它要求在对立与矛盾中寻求统一，涉及哲学认识论反思、技术框架革新以及多学科的共同努力。质性GIS为破解地理学中社会文化分析与空间分析的融合困境就打开了新思路，有助于拓展GIS技术的适用领域，强化地理学社会文化研究的创新能力。
■ 本文图文责任编辑： 蒋树芳 黄光玉

利益冲突：Conflicts of Interest 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All authors disclose no relevant conflicts of interest.

① 指受地理、社会文化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而难以获得新鲜、营养食品的地区。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闾国年, 袁林旺, 陈旻, 等. 地理信息学科发展的思考[J].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2024, 26(4):767-778.

[ Lü G N, Yuan L W, Chen M, et al.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iscipline[J].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24, 26(4):767-778. ] DOI:10.12082/dqxxkx.2024.240149

[2]
王兴中. 社会地理学社会—文化转型的内涵与研究前沿方向[J]. 人文地理, 2004, 19(1):2-8.

[ Wang X Z. Connotation and research of social-cultural transforming in social geography[J]. Human Geography, 2004, 19(1):2-8. ] DOI:10.3969/j.issn.1003-2398.2004.01.002

[3]
关美宝, 谷志莲, 塔娜, 等. 定性GIS在时空间行为研究中的应用[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9):1316-1331.

[ Kwan M P, Gu Z L, Ta N, et al. The application of the qualitative GIS in space-time research[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3, 32(9):1316-1331. ] DOI:10.11820/dlkxjz.2013.09.002

[4]
Pickles J. Arguments, debates and dialogues: The GIS-social theory debate and concerns for alternatives[M]// Goodchild M, Maguire D, et al.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Principles, techniques,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USA: Wiley, 1999: 49-60.

[5]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 Chen X M.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M]. Beijing: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2000. ]

[6]
Brown G, Kyttä M. Key issues and priorities in participatory mapping: Toward integration or increased specialization?[J]. Applied Geography, 2018, 95:1-8. DOI:10.1016/j.apgeog.2018.04.002

[7]
Cope M, Elwood S. Qualitative GIS: A mixed methods approach[M]. London: Sage, 2009.

[8]
Zhao B. Humanistic GIS: Toward a research agenda[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22, 112(6):1576-1592. DOI:10.1080/24694452.2021.2004875

[9]
冯健, 柴宏博. 定性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12):1447-1458.

[ Feng J, Chai H B. 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ative GIS method in urban socio-spatial structure research[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6, 35(12):1447-1458. ] DOI:10.18306/dlkxjz.2016.12.002

[10]
王韬, 刘云刚. 地图与制图术:国际批判制图学/GIS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6):1097-1108.

[ Wang T, Liu Y G. Mapping and “cartographicality”: Progress review of critical cartography and critical GI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6):1097-1108. ] DOI:10.18306/dlk xjz.2022.06.012

[11]
顾朝林, 于涛方, 李平, 等. 人文地理学流派[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 Gu C L, Yu T F, Li P. School of human geography[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8. ]

[12]
Openshaw S. A view on the gis crisis in geography, or, using gis to put humpty-dumpty back together again[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3(5), 621-628.

[13]
Schuurman N. Trouble in the heartland: GIS and its critics in the 1990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0, 24(4):569-590. DOI:10.1191/030913200100189111

[14]
Akimowicz M, Vyn R J, Cummings H, et al. An introduction to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The example of farm investment in Ontario's Greenbelt, Canad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8, 61:162-174. DOI:10.1016/j.jrurstud.2018.04.012

[15]
Martin M E, Swanlund D, Schuurman N. Problems with quantitative categorization: An argument for qualitative approache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F, 2023, 2(3):331-349. DOI:10.1177/26349825231163140

[16]
Kwan M P. Beyond difference: From canonical geography to hybrid geographie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4, 94(4):756-763. DOI:10.1111/j.1467-8306.2004.00432.x

[17]
Sui D, DeLyser D. Crossing the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chasm I[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2, 36(1):111-124. DOI:10.1177/0309132510392164

[18]
Taylor P J. Editorial comment GKS[J].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1990, 9(3):211-212. DOI:10.1016/0260-9827(90)90023-4

[19]
Pavlovskaya M. Theorizing with GIS: A too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5,38:2003-2020. DOI:10.1068/a37326

[20]
张涵, 朱竑. 定性地理信息系统及其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J]. 世界地理研究, 2016, 25(1):125-136.

[ Zhang H, Zhu H. 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ativ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in human geography research[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6, 25(1):125-136. ]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6.01.014

[21]
Leszczynski A, Elwood S. Feminist geographies of new spatial media[J]. Géographies Canadiennes, 2015, 59(1):12-28. DOI:10.1111/cag.12093

[22]
丹尼斯·伍德(Denis Wood)著王志弘等译. 地图的力量:使过去与未来现形[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Wood D.Translated by WangZ H, et al. The power of maps[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0. ]

[23]
马克·蒙莫尼尔(Mark Monmonier)著黄义军译. 会说谎的地图[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Monmonier M.Translated by HuangY J. How to lie with maps[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

[24]
Jankowski P, Czepkiewicz M, Młodkowski M, et al. Geo-questionnaire: A method and tool for public preference elicitation in land use planning[J]. Transactions in GIS, 2016, 20(6):903-924. DOI:10.1111/tgis.12191

[25]
Martin M E, Schuurman N. Area-based topic modeling and visualization of social media for qualitative GIS[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17, 107(5):1028-1039. DOI:10.1080/24694452.2017.1293499

[26]
Cornwall A, Jewkes R. What is participatory research?[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95, 41(12):1667-1676. DOI:10.1016/0277-9536(95)00127-s

[27]
Hesse-Biber S N. Mixed methods research:Merg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0:13-15.

[28]
Kwan M P, Ding G X. Geo-narrative: Extend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for narrative analysis in qualitative and mixed-method research[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08, 60(4):443-465. DOI:10.1080/00330120802211752

[29]
Weber Reuschel A K, Piatti B, Hurni L. Data-driven expansion of dense regions-A cartographic approach in literary geography[J]. The Cartographic Journal, 2014, 51(2):123-140. DOI:10.1179/1743277414Y.0000000077

[30]
Brown G, Kyttä M. Key issues and research priorities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GIS (PPGIS): A synthesis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J]. Applied Geography, 2014, 46:122-136. DOI:10.1016/j.apgeog.2013.11.004

[31]
Brown G. Mapping landscape values and development preferences: A method for tourism an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plann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8(2):101-113. DOI:10.1002/jtr.562

[32]
Raymond C, Brown G. A spatial method for assessing resident and visitor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growth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7, 15(5):520-540. DOI:10.2167/jost681.0

[33]
Talen E. Bottom-up GI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0, 66(3):279-294. DOI:10.1080/01944360008976107

[34]
Rantanen H, Kahila M. The SoftGIS approach to local knowledg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7, 90(6):1981-1990. DOI:10.1016/j.jenvman.2007.08.025

[35]
Kahila-Tani M, Broberg A, Kyttä M, et al. Let the citizens map—Public participation GIS as a planning support system in the Helsinki master plan process[J]. Planning Practice & Research, 2016, 31(2):195-214. DOI:10.1080/02697459.2015.1104203

[36]
Idris N H, Osman M J, Kanniah K D, et al. Engaging indigenous people as geo-crowdsourcing sensors for ecotourism mapping via mobile data colle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Royal Belum State Park[J]. Cartography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2017, 44(2):113-127. DOI:10.1080/15230406.2016.1195285

[37]
Brown G. Public Participation GIS (PPGIS) for regional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Reflections on a decade of empirical research[J]. Urisa Journal, 2012,24:7-18.

[38]
Kwan M P. Is GIS for Women? Reflections on the critical discourse in the 1990s[J]. Gender, Place & Culture, 2002, 9(3):271-279. DOI:10.1080/0966369022000003888

[39]
Kwan M P. Feminist visualization: Re-envisioning GIS as a method in feminist geographic research[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2, 92(4):645-661. DOI:10.1111/1467-8306.00309

[40]
Schuurman N, Pratt G. Care of the subject: Feminism and critiques of GIS[J]. Gender, Place & Culture, 2002, 9(3):291-299. DOI:10.1080/0966369022000003905

[41]
关美宝. 超越地理学二元性:混合地理学的思考[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9):1307-1315.

[ Kwan M P. Beyond binaries: Reflections on hybrid geographie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3, 32(9):1307-1315. ] DOI:10.11820/dlkxjz.2013.09.001

[42]
Teixeira S. Qualitativ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An untapped research approach for social work[J].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2016, 17(1):9-23. DOI:10.1177/1473325016655203

[43]
Preston B, Wilson M W. Practicing GIS as mixed method: Affordances and limitations in an urban gardening stud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4, 104(3):510-529. DOI:10.1080/00045608.2014.892325

[44]
Matthews S A, Detwiler J E, Burton L M. Geo-ethnography: Coupl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alysis techniques with ethnographic methods in urban research[J]. Cartographic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Geovisualization, 2005, 40(4):75-90. DOI:10.3138/2288-1450-w061-r664

[45]
Knigge L, Cope M. Grounded visualization: Integrating th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through grounded theory and visualization[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06, 38(11):2021-2037. DOI:10.1068/a37327

[46]
Adelfio M, Kain J H, Stenberg J, et al. GISualization: Visualized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types of data for knowledge co-production[J]. Geografisk Tidsskrift-Danish Journal of Geography, 2019, 119(2):163-184. DOI:10.1080/00167223.2019.1605301

[47]
Curtis A, Curtis J W, Shook E, et al. Spatial video geonarratives and health: Case studies in post-disaster recovery, crime, mosquito control and tuberculosis in the homeles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Geographics, 2015,14:22. DOI:10.1186/s12942-015-0014-8

[48]
Ajayakumar J, Curtis A, Smith S, et al. The use of geonarratives to add context to fine scale geospatial resear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9, 16(3):515. DOI:10.3390/ijerph16030515

[49]
Mennis J, Mason M J, Cao Y. Qualitative GIS and the visualization of narrative activity space dat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2012, 27(2):267-291. DOI:10.1080/13658816.2012.678362

[50]
McTague C, Jakubowski S. Marching to the beat of a silent drum: Wasted consensus-building and failed neighborhood participatory planning[J]. Applied Geography, 2013, 44:182-191. DOI:10.1016/j.apgeog.2013.07.019

[51]
王丰龙, 陈倩敏, 许艳艳, 等. 沟通式规划理论的简介,批判与借鉴[J]. 国际城市规划, 2012, 27(6):82-90.

[ Wang F L, Chen Q M, Xu Y Y, et al. Communicative planning theory: Introduction, criticism and inspiration[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2, 27(6):82-90. ]

[52]
Prado C, Ambiental C S Y J. Border environmental justice PPGIS: Community-based mapping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astern Tijuana, México[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1, 18(3):1349. DOI:10.3390/ijerph18031349.

[53]
Mansournia S, Sijtsma F J, Freeman C, et al. From fun to function: PPGIS unlocks the power of play in cities[J]. Applied Geography, 2024,166:103246. DOI:10.1016/j.apgeog.2024.103246

[54]
Czepkiewicz M, Jankowski P, Zwoliński Z. Geo-questionnaire: A spatially explicit method for eliciting public preferences, behavioural patterns, and local knowledge-an overview[J]. Quaestiones Geographicae, 2018, 37(3):177-190. DOI:10.2478/quageo-2018-0033

[55]
Pietrzyk-Kaszyńska A, Czepkiewicz M, Kronenberg J. Eliciting non-monetary value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urban green spaces us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GI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7, 160:85-95. DOI:10.1016/j.landurbplan.2016.12.012

[56]
Munro J, Kobryn H, Palmer D, et al. Charting the coast: Spatial planning for tourism us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GI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9, 22(4):486-504. DOI:10.1080/13683500.2017.1346589

[57]
Brown G, Weber D. Us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GIS (PPGIS) on the Geoweb to monitor tourism development preference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3, 21(2):192-211. DOI:10.1080/09669582.2012.693501

[58]
褚玉杰, 赵振斌, 张铖, 等. 旅游社区多群体态度差异和冲突倾向的空间特征——以西安汤峪镇为例[J]. 地理学报, 2016, 71(6):1045-1058.

[ Chu Y J, Zhao Z B, Zhang C, et al. Spatial features of preference difference and conflict potential among multi-groups in tourism community: A case of Tangyu town in Xi'a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6):1045-1058. ] DOI:10.11821/dlxb201606011

[59]
陈诚, 赵振斌, 黄燕. 西部乡村旅游社区社会景观敏感度分析——以甘南郎木寺镇为例[J]. 地理研究, 2017, 36(5):899-912.

[ Chen C, Zhao Z B, Huang Y. Social landscape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western tourism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Langmusi town in Ganna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5):899-912. ] DOI:10.11821/dlyj201705008

[60]
Li Y Y, Feng X, Gao Y, et al. Perceived tourism implicit conflict among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its spatial variation[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4,11:1291. DOI:10.1057/s41599-024-03782-z

[61]
Lechner A M, Verbrugge L N H, Chelliah A, et al. Rethinking tourism conflict potential within and between groups using participatory mapping[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0,203:103902. DOI:10.1016/j.landurbplan.2020.103902

[62]
Close C H, Brent Hall G. A GIS-based protocol for the collection and use of local knowledge in fisheries management planning[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6, 78(4):341-352. DOI:10.1016/j.jenvman.2005.04.027

[63]
Özdemiroğlu E. Natural capital: A practitioner’s overview of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2019, 8(4):343-352. DOI:10.1080/21606544.2019.1639220

[64]
Morse W C, Cox C, Anderson C J. Us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PPGIS) to identify valued landscapes vulnerable to sea level rise[J]. Sustainability, 2020, 12(17):6711. DOI:10.3390/su12176711

[65]
Pedregal B, Laconi C, del Moral L.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rough integrated mapping approaches: The map of water conflicts in Andalusia (Spain)[J]. ISP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2020, 9(2):130. DOI:10.3390/ijgi9020130

[66]
Bryan B A, Raymond C M, Crossman N D, et al. Targeting the management of ecosystem services based on social values: Where, what, and how?[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0, 97(2):111-122. DOI:10.1016/j.landurbplan.2010.05.002

[67]
Brown 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value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and global land cover: An empirical analysis[J]. Ecosystem Services, 2013, 5:58-68. DOI:10.1016/j.ecoser.2013.06.004

[68]
Scully-Engelmeyer K M, Granek E F, Nielsen-Pincus M, et al. Participatory GIS mapping highlights indirect use and existence values of coastal resources and marine conservation areas[J]. Ecosystem Services, 2021,50:101301. DOI:10.1016/j.ecoser.2021.101301

[69]
张予倩, 赵振斌, 李小永, 等. 城郊保护地 “三生” 空间变化对社会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以邛海国家湿地公园为例[J]. 生态学报, 2023, 43(16):6772-6784.

[ Zhang Y Q, Zhao Z B, Li X Y, et al. Impact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change in suburban protected areas on the social value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A case study on Qionghai National Wetland Park[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3, 43(16):6772-6784. ] DOI:10.5846/stxb202205111325

[70]
黄燕, 赵振斌, 张铖, 等. 旅游社区价值空间构成与人群差异[J]. 旅游学刊, 2016, 31(9):80-90.

[ Huang Y, Zhao Z B, Zhang C, et al. Spatial constitution and group differences in landscape values in the tourism community[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9):80-90. ]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6.09.019

[71]
Brown G. Mapping spatial attributes in survey research for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J].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04, 18(1):17-39. DOI:10.1080/08941920590881853

[72]
Brown G, Reed P. Values compatibility analysis: Us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PPGIS) for decision support in national forest management[J]. 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and Policy, 2012, 5(4):317-332. DOI:10.1007/s12061-011-9072-x

[73]
Brown G, Raymond C M.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land use conflict potential using participatory mapping[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4, 122:196-208. DOI:10.1016/j.landurbplan.2013.11.007

[74]
Plieninger T, Rana H Á A, Fagerholm N, et al. Identifying and assessing the potential for conflict between landscape values and development preferences on the Faroe Island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8, 52:162-180. DOI:10.1016/j.gloenvcha.2018.07.006

[75]
Cheung W, Houston D, Schubert J E, et al. Integrating resident digital sketch maps with expert knowledge to assess spatial knowledge of flood risk: A case study of participatory mapping in Newport Beach, California[J]. Applied Geography, 2016, 74:56-64. DOI:10.1016/j.apgeog.2016.07.006

[76]
Gaillard J C. Alternative paradigms of volcanic risk perception: The case of Mt. Pinatubo in the Philippines[J]. Journal of Volcanology and Geothermal Research, 2008, 172(3/4):315-328. DOI:10.1016/j.jvolgeores.2007.12.036

[77]
Ruin I, Gaillard J, Lutoff C. How to get there? Assessing motorists' flash flood risk perception on daily itineraries[J]. Environmental Hazards, 2007, 7(3):235-244. DOI:10.1016/j.envhaz.2007.07.005

[78]
O’Neill E, Brennan M, Brereton F, et al. Exploring a spatial statistical approach to quantify flood risk perception using cognitive maps[J]. Natural Hazards, 2015, 76(3):1573-1601. DOI:10.1007/s11069-014-1559-8

[79]
Johnson M S, Adams V M, Byrne J A. Enhancing climate adaptation: Integrating place-based risk perceptions and coastalscape values using Q+PPGI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4,252:105197. DOI:10.1016/j.landurbplan.2024.105197

[80]
李卫江, 温家洪, 吴燕娟. 基于PGIS的社区洪涝灾害概率风险评估——以福建省泰宁县城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14, 33(1):31-42.

[ Li W J, Wen J H, Wu Y J. PGIS-based probabilistic community flood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A case of Taining County Town, Fujian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1):31-42. ] DOI:10.11821/dlyj201401004

[81]
温家洪, 黄蕙, 陈珂, 等. 基于社区的台风灾害概率风险评估——以上海市杨浦区富禄里居委地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12, 32(3):348-355.

[ Wen J H, Huang H, Chen K, et al. Probabilistic community-based typhoon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A case of fululi community, Shanghai[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32(3):348-355. ] DOI:10.13249/j.cnki.sgs.2012.03.020

[82]
Pavlovskaya M. NON-QUANTITATIVE GIS[M]// Cope M, Elwood S. Qualitative GIS: A mixed methods approach. London: Sage, 2009: 13-37.

[83]
Pavlovskaya M. Visualization, feminist[M]//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Amsterdam: Elsevier, 2009:157-164. DOI:10.1016/b978-008044910-4.00556-3

[84]
Kim J, Kim D H, Lee J, et al. A scoping review of qualitativ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in studies addressing health issue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22,314:115472. DOI:10.1016/j.socscimed.2022.115472

[85]
Savige T, Kamstra P, McCosker A, et al. Using data bricolage and mixed-methods GIS to uncover mental health service gaps in rural Australia[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24, 76(3):289-302. DOI:10.1080/00330124.2024.2308610

[86]
Guhlincozzi A R. Making visible the Chicagoland suburban healthcare landscape of Latina women: A qualitative GIS approach[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24, 25(2):275-294. DOI:10.1080/14649365.2022.2139857

[87]
MacNell L. A geo-ethnographic analysis of low-income rural and urban women's food shopping behaviors[J]. Appetite, 2018, 128:311-320. DOI:10.1016/j.appet.2018.05.147

[88]
Shannon J. Beyond the supermarket solution: Linking food deserts, neighborhood context, and everyday mobility[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16, 106(1):186-202. DOI:10.1080/00045608.2015.1095059

[89]
Dache A. Bus-riding from barrio to college: A qualitativ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analysis[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22, 93(1):1-30. DOI:10.1080/00221546.2021.1940054

[90]
Puente M, Vélez V N. Platicando y Mapeando: A Chicana/Latina feminist GIS methodolog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2023, 36(9):1659-1674. DOI:10.1080/09518398.2023.2181432

[91]
O’Sullivan D, Bergmann L, Thatcher J E. Spatiality, maps, and mathematics in critical human geography: Toward a repetition with difference[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18, 70(1):129-139. DOI:10.1080/00330124.2017.1326081

[92]
Ho E L, Zhou G, Liew J A, et al. Webs of care: Qualitative GIS research on aging, mobility, and care relations in Singapore[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21, 111(5):1462-1482. DOI:10.1080/24694452.2020.1807900

[93]
Gao S Y, Ho E L, Chua V, et al. More than aging in place: “aging in networks” in Singapore[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24, 114(9):2132-2152. DOI:10.1080/24694452.2024.2370922

[94]
Kou L R, Kwan M P, Chai Y W. Living with urban sounds: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human mobilities on individual sound exposure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J]. Geoforum, 2021, 126:13-25. DOI:10.1016/j.geoforum.2021.07.011

[95]
Gargiulo I, Garcia X, Benages-Albert M, et al. Women's safety perception assessment in an urban stream corridor: Developing a safety map based on qualitative GI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0,198:103779. DOI:10.1016/j.landurbplan.2020.103779

[96]
Iwai Y. Geo-phenomenology: A qualitative and humanistic GIS approach to exploring lived experience[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24, 76(5):607-619. DOI:10.1080/00330124.2024.2372794

[97]
赵振斌, 褚玉杰, 郝亭, 等. 汉长安城遗址乡村社区意义空间构成[J]. 地理学报, 2015, 70(10):1606-1621.

[ Zhao Z B, Chu Y J, Hao T, et al. Meaning space structure of rural community in Han Chang'an City Historical Sit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10):1606-1621. ] DOI:10.11821/dlxb201510006

[98]
Bergmann L, Lally N. For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systems[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21, 111(1):26-35. DOI:10.1080/24694452.2020.1750941

Options
Outlines

/

〈 〉